1986年初夏,泸定桥边迎来了一个特别的访客。72岁的杨成武独自站在铁索旁,眼神久久停留在那条横跨大渡河的桥上。

他没说话,只是低头摸了摸那根冰凉的铁链,嘴里小声嘀咕了一句:“咋就剩我一个了,你们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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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轻,可背后的分量太重。

那年,他是突击队的政委,亲眼看着22个年轻人冲过这座桥。

几十年过去,很多人的名字都已经找不到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要拨回到1935年5月。

那时候,红军已经走了几千里路,刚从湘江边杀出重围,又眼看着要被大渡河“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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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对岸是川军,后头是薛岳的几十万大军,红军被夹在中间,局势非常危险。

更糟的是,河面宽、流急,能用的船只有寥寥几条。

按当时的兵力和运输速度,想全军渡过,起码得十天。

可红军哪有这时间?

指挥部那会儿做了个决定,要拿下泸定桥

那是条铁索桥,离红军当时的位置有320里,桥头守着敌军,桥上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铁链,一块木板都没有。

红四团接到了这个任务,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着部队连夜出发。

路上的情况,不夸张地说,比打仗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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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不,很多地方连路都算不上,只是挂在悬崖上的羊肠小道。

冰雪打滑,石头松动,脚一空就是万丈深渊。

走着走着,有人体力不支,差点滑下去。

另一个战士眼疾手快,一把拽住,拉了回来。

那小伙站稳后喘着气,还笑着说:“政委,放心,我摔不下去。

那时候的人 个个都有骨气。

两天两夜,红四团赶到了泸定桥西岸。

那是5月29日凌晨,天还没亮,风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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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站在桥头看着对岸,没说话。

敌军在东岸,火力很猛,机枪、掩体、火把全备着,守得死死的。

中午,突击命令下来了。

22人组成突击队,带队的是连长廖大珠。

他们身上只带了最轻的武器,手榴弹、短枪,还有几块准备铺桥的木板。

每个人都用绳子把枪绑在腰上,手榴弹绑得紧紧的,怕掉。

下午四点,一声冲锋号响起,22名战士开始了铁索冲锋。

那种场面,真的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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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着铁链,一手拿枪,脚下是摇晃的铁索,面前是敌人的子弹雨。

对岸的川军开始疯狂扫射,子弹打在铁链上噼啪作响。

战士们几乎是贴着铁索前进,边打边爬。

快到桥头时,敌人突然泼油点火——整座桥瞬间成了火海。

杨成武当时就在桥头,他扯着嗓子喊:“同志们,冲啊!莫怕火!

第一个冲进去的是廖大珠。

他的帽子烧着了,衣服也开始冒烟,可他没停。

后面的战士一个接一个跟上去,火光中只看得清模糊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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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被这场面吓傻了,很多人躲进掩体,喊着:“他们疯了!

不到半小时,突击队冲到东岸,展开了白刃战。

后续部队开始铺板,三连的战士抬着木板上桥,为大部队开路。

泸定桥就这样拿下来了。

可这场战斗结束后,22个突击队员中,有4人牺牲。

剩下的18人向西岸敬礼,没人说话,脸上全是灰和血。

这事儿过去很久了,有些细节,后来杨成武自己都说:“我都记不得每个人的名字了。

那会儿红军在打仗,哪有时间记名单?谁也想不到,这些人的名字,会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成为一个巨大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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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杨成武一直在寻找。

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他开始翻档案、问老战友、找地方政府,希望能把那22个人的名字一个个找回来。

有的找到了,比如刘梓华,他后来在地方工作,一直没提过自己是突击队员。

还有刘金山,一辈子低调,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曾在泸定桥上冲过火海。

可惜,还有10个人,直到今天,还是没有确切下落。

1986年那次重返泸定桥,杨成武站在桥头,一个人,没带随行,也没安排讲话。

他只是站那儿,抚摸着铁链,眼圈红了。

“咋就剩我一个了,你们都去哪了?”

这不是感慨,是追问。

他心里清楚,那些人不是不见了,而是被时间淹没了。

后来,泸定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两头修了纪念碑,纪念那些无名的突击队员。

有一次,有人提议把突击队22人刻在石碑上,杨成武回信说:“没有确切名单,不能随意刻字。

从那以后 再也没人提“补刻”这事了。

参考资料:

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杨成武著,《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泸定桥纪念馆编,《飞夺泸定桥史实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张明金、刘立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70个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