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盘古开天地,一朝君子一朝臣”,这句老话从远古传说一路走到千年史卷,道尽了华夏大地从权力肇始到王朝更迭的不变规律。盘古开天辟地,定了天地秩序,而人间的秩序里,自君主立世起,便总有“新君登位,班底焕新”的光景。这不是简单的人事更迭,而是藏在历史肌理里的政治生态,翻开史书,每个朝代的风起云涌中,都能看到这句谚语鲜活的模样。
夏启废禅让立世袭,开了君主传承的先河,也让“一朝君子一朝臣”有了最初的模样。禹帝治水时,倚重的是契、后稷等一众贤能,众人同心协力,才平定水患、安定九州。可禹传位于启后,启为了坐稳天下,一改禹的宽厚,重用自己的亲信部族,将那些守着禅让旧制、心怀异心的臣子逐一疏远,甚至平定了有扈氏的叛乱。彼时的朝堂,不再是禹帝时期的“天下为公”,而是成了启的“家天下”,忠于启的人身居要职,守着旧规的人被排挤出核心,这便是最早的“君换臣改”,盘古定下的天地间,人间的权力游戏就此拉开序幕。
商周更迭,更是将这一规律刻进了王朝兴替的骨血。商纣王在位时,沉迷酒色、刚愎自用,朝堂上得势的是费仲、尤浑这类阿谀奉承的奸佞之臣,比干、微子等忠直之臣要么被剜心而死,要么被迫出逃,整个商廷乌烟瘴气。而西岐的周文王、周武王,身边聚着的却是姜子牙、周公旦这样的贤才。姜子牙白发垂钓遇文王,为周谋划灭商之策;周公旦辅佐武王,决胜牧野之战,又在成王时摄政,定礼乐、安天下。商的朝臣趋炎附势、祸国殃民,周的臣子鞠躬尽瘁、开疆拓土,一朝君子一朝臣,君之格局,定了臣之模样,也定了王朝的兴亡。
秦汉以降,这幕戏在历史舞台上反复上演,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唏嘘。秦始皇扫六合、统天下,身边倚重的是李斯、蒙恬,李斯定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蒙恬北击匈奴、修筑长城,二人一文一武,撑起了大秦的万里江山。可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宠信赵高,李斯被诬谋反、腰斩于市,蒙恬被逼自尽,朝堂之上尽是赵高的爪牙,这些人唯赵高马首是瞻,指鹿为马、祸乱朝纲,最终让盛极一时的大秦,落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下场。同样是大秦的天下,始皇的臣是开疆拓土的能臣,二世的臣是祸国殃民的佞臣,君变了,臣的底色便也变了。
大唐的盛世与中落,更是将“一朝君子一朝臣”的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朝堂上聚着的是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这样的贤才。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二人并称“房谋杜断”,为贞观之治定下基石;魏征敢犯颜直谏,哪怕太宗盛怒,也始终坚守本心,劝太宗戒骄戒躁、体恤民生。这群臣子,忠于的不仅是李世民,更是天下苍生,于是有了“贞观之治”的海晏河清。可到了唐玄宗晚年,昔日的明君沉迷声色,朝堂上得势的成了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排除异己、独揽大权;杨国忠恃宠而骄、贪赃枉法,最终引发安史之乱,让大唐由盛转衰。同样是李唐的江山,太宗的臣是济世安民的贤相,玄宗晚年的臣是祸国殃民的奸相,君心变了,朝堂的风气便也变了,王朝的运势亦随之沉浮。
明朝的皇权高度集中,让这句老话有了更极端的表现。明太祖朱元璋开国,身边是徐达、常遇春、李善长这些一同打天下的兄弟,他们骁勇善战、尽心辅佐,为大明打下万里江山。可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晚年大肆清洗功臣,徐达、常遇春虽善终,李善长却被牵连进胡惟庸案,满门抄斩,昔日的功臣集团几乎覆灭,换来的是朱元璋一手提拔的、对自己绝对忠诚的新臣。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基,对建文帝的旧臣展开残酷清算,方孝孺因拒绝草诏被诛十族,齐泰、黄子澄等人皆惨死,而跟随朱棣靖难的丘福、姚广孝则身居要职,成了新朝的核心。到了明末,崇祯帝即位,虽有心重振朝纲,却生性多疑,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多位内阁首辅,一朝臣刚熟悉政务,便被罢官或处死,朝堂之上人心惶惶,最终无人能为其分忧,大明终究亡于李自成的起义军。明朝的朝堂,君权的更迭与猜忌,让“一朝君子一朝臣”成了无休止的人事洗牌,最终洗去了王朝的生机。
从盘古开天辟地的远古,到王朝更迭的封建时代,“一朝君子一朝臣”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谚语,而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它藏着君主的用人之道,藏着臣子的立身之本,更藏着王朝的兴替密码。君明则臣贤,君昏则臣佞;君以天下为念,则臣以安民为志,君以私念为先,则臣以谋利为务。
这千年的史事告诉我们,“一朝君子一朝臣”的背后,从来不是简单的“换臣”,而是君心与臣心的同频,是君主的格局与臣子的担当的契合。盘古定了天地的秩序,而人间的良序,从来都在于君有治国之智,臣有辅政之忠,君与臣同心同德,方能守得住天下,安得住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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