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良这个名字，刻着1942年海南陵水最黑暗的记忆。她是陵水光坡镇港尾村的黎族群众，生于1927年，本该在槟榔树下安稳长大。
1939年2月10日，日军从澄迈天尾港登陆海南岛，不到半年就建起了全岛第一个慰安所。到1941年，日军在海南的据点已达360余处，多数据点都配套设立了“慰安妇”制度——这不是临时的暴行，是日军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1942年4月，日军刚完全控制陵水县城，就立刻在藤桥、乌牙峒等地增设慰安所，目标直指当地黎族、汉族未婚少女，她们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也才17岁。
黄有良就是这批被强抓的姑娘之一。那天她在田里干农活，日军带着汉奸挨家挨户搜捕，她先躲了起来，可第二天日军又找上门，打了她的父母，硬是把她拖上了军用卡车。和她一起被押走的，还有藤桥周边架马村、港尾村等村庄的21个姑娘，全是没出嫁的黄花闺女。卡车往藤桥日军营地开，车窗外的五指山越来越远，她们没人知道，这趟路会把一辈子都毁掉。
藤桥慰安所被铁丝网紧紧围着，几排低矮的平房门口站着持枪哨兵，进去后就再也没了自由。这些姑娘白天要干没完没了的苦工，扫地、挑水、劈柴，日本兵的脏衣服堆成山，洗不完、洗不干净就会遭毒打。到了晚上，真正的噩梦才开始。黄有良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得很慢，每句话都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不听话就会被打，我很怕，被逼着，叫干什么就只好干什么。” 日军排队能排到天明，一个走了又来一个，一整夜都没有停歇的时候。
同批的汉族姑娘陈有红不肯屈服，日本兵要动手时她拼死反抗，结果被打得半死，还是没能逃过蹂躏。有个没留下名字的姑娘，进慰安所的第一个晚上就遭了毒手，她受不了这种屈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当场死去。还有人想逃跑，翻墙出去没多远就被日军抓了回来，日军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打得皮开肉绽，再关进小黑屋，就是要让其他人断了逃跑的念头——铁丝网外是日军的枪口，四面环海的孤岛，她们根本无处可逃。
可活着比死更难。村里人背后都议论她“是给日本人睡过的女人”，她只能嫁给一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就连孩子入团、入党都受影响，政审过不了关。和她同批被抓的幸存者陈亚扁，虽然嫁了个好丈夫，可身体已经被日军摧残得彻底变形，子宫严重受损，怀孕八次不是流产就是死产，直到第九次才勉强生下一个女儿，保住一条性命。这些姑娘，一辈子都背着这份沉重的枷锁，抬不起头。
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南省政协开展日军侵琼暴行专项调查，黄有良藏了五十年的往事才被正式揭开。2001年，她和另外七位海南籍幸存者一起远赴日本，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公开道歉、给予赔偿、恢复名誉。那时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站在东京的法庭上，声音发抖却字字清晰：“我来不是为了要钱，我要他们认错。” 可三轮诉讼下来，她们全败诉了——日本法院承认日军暴行的事实，却以“个人不能起诉政府”“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所有诉求。
2017年8月12日，黄有良在家中去世，享年90岁，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原告。截至目前，当年海南的“慰安妇”幸存者已所剩无几，她们到死都没等到想要的一句道歉。
根据海南省政协1990年代的专项调研报告记载，日军侵琼期间，海南至少有五千多名妇女沦为“慰安妇”，而全中国范围内的受害者超过二十万。这些姑娘本该在稻田里收割，在织布机前织锦，过着平静的生活，却被战争夺走了青春、健康和尊严。她们的名字有的被历史记住，有的早已淹没在岁月里，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苦难，那些刻在骨头里的伤痛，不该被任何人遗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