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我在陆家嘴三百平大平层的观景阳台上熨烫真丝衬衫。窗外，东方明珠的灯还没熄，而我的“家”——那个三平米的服务阳台，折叠床刚刚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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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瞒着老家亲戚说在“上海做家政管理”。实际上，每天在智能马桶、洗碗机和中古家具之间穿梭时，我总会想起安徽山村里那个连自来水都没通的老家。
雇主家的冰箱永远摆满进口有机食材，我需按照标签分装料理。可我的午餐，常常是昨晚的剩菜——女主人说：“王姐，别浪费。”说这话时，她正将只喝了一口的三百元一瓶的矿泉水倒进水池。
最难忘是中秋夜。我为他们家烘焙了六种口味的月饼，摆成精致的拼盘。视频里，女儿举着集市上买的豆沙月饼，兴奋地说：“妈妈，你吃到了吗？可甜了！”我擦掉手上的面粉，用力点头：“吃到了，和宝宝的一样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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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教会我很多：要认得32种奶酪的区别，要懂基础英语应付国际学校作业，要在女主人心情不好时“隐形”，又要在孩子哭闹时立刻“现身”。
我曾以为月薪两万是通往新生活的门票。直到体检报告显示“轻度抑郁”和严重腰椎问题，我才发现，自己付出的不仅是劳动，还有一种随时被审视的“透明感”
在雇主眼中，我是专业可靠的“王姐”；在老家父母心里，我是“在上海坐办公室”的骄傲；可深夜蜷在三平米阳台，我只是个想女儿想到失眠的普通母亲。
上海有很多像我一样的“隐形人”。我们维护着这座城市的光鲜，自己却活成了背景板。每次路过房产中介，看到每平米十万的报价，我都会加快脚步——那是我熨烫五千件衬衫也熨不平的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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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仍然在这里。因为女儿学费卡里的数字在增长，因为父母终于敢在村里抬头挺胸。
如果你也在上海漂泊，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或许都懂这种“双面人生”——光鲜背后，是自己才知道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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