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们兄弟姊妹们围坐一屋的日子，母亲常常做蒸鸡给我们吃。母亲自有她的一套法子：选一只嫩些的鸡，剁成匀称的小块，拿小葱、生姜、咸盐、花椒面、胡椒粉和生抽细细腌上。另将发好的面团兑上一点苏打，擀成一张厚实的面饼，铺在蒸篦上。腌入味的鸡块倒在面饼上，浇一勺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拌匀，便可上锅蒸了。
出锅时，鸡块盛进盘里，油香扑鼻。那面饼则另切一盘，我最爱吃的便是它——被鸡油深深渍透，咸香绵软，吸饱了肉汁的精华面饼。有时候，母亲也用这法子蒸羊羔肉、小羊排，滋味一样叫人难忘。
成家之后，起初我也偶尔兴起，照记忆做一回蒸鸡。可来自甘肃平凉的丈夫，总爱挤进厨房搅和。一见我要蒸鸡，他便削土豆、切丁，非要加进鸡块儿里；还要用面粉把鸡块裹拌一番。还一直和我争辩：洋芋饼饼，洋芋饼饼，没有洋芋怎么吃？我反驳：我做的是蒸鸡，不是洋芋饼饼……
结果蒸出来的鸡，鸡块儿外层黏黏糊糊一团，面饼上还粘着土豆丁，鸡的油气都被面粉吸了去，鸡没有肉的颜色，那发面饼，再也尝不出童年时的味道。我本不擅长面食，也不爱吃发酵粉发出来的面饼，加之每次蒸鸡，还要胀一肚子哈气。久而久之，便不再做这道菜了。况且我一直相信“食欲，是从眼里开始的”——第一眼不能吸引我的食物，我总难生出喜欢。
这些年，偶尔在短视频里看见甘肃、宁夏等地的蒸鸡做法，才恍然明白丈夫那套执着的做法，原是来自他遥远的故乡。昨日孩子们都在家，早上我用老酵头发了面，烙了肉饼，松软可口，很是成功。剩下一小团面，忽然就又想起蒸鸡来了。本想按自己的老方法做，刚腌好鸡块，丈夫又进了厨房。
他兴冲冲削起土豆，揉起面团，还说早上的剩面该再放点苏打粉。最后我们各退一步：土豆丁可以放，但鸡块不裹面粉。结果呢？昨日我还是气急败坏了——苏打粉放得太多，蒸出来的面饼，竟是黄的。我这个完美主义者，一下午都耿耿于怀。
到今天，昨日那笼失败的蒸鸡，到底还是被孩子们吃了个干净。他们并不在意面饼的颜色，只顾抢着夹走浸满汤汁的土豆丁，丈夫也吃得津津有味，连连说：“放了洋芋就是香。”只有我，望着那碟暗黄的面饼，迟迟没有动筷。它静默地躺在青花瓷盘里，像一块被岁月误染的旧布，粗糙，陌生，失了魂。
这固执的失望，并非全为那一口吃食。我忽然看清，那碟金黄不复的面饼，于我而言，是一座回不去的童年孤岛；于他，却是通往故土的、带着土豆泥土气的坚实栈桥。我们争的，从来不是几勺苏打粉的多少，而是各自味觉版图上那条最顽固的边界。
我的记忆，封存在母亲那双灵巧的、绝不掺杂土豆的手里；他的乡愁，则扎根于西北高原上，那一碗敦厚顶饱、与洋芋生死相依的粗犷蒸食之中。我们站在厨房这方寸战场，用面团与土豆丁作为武器，无声地争夺着对“家味”的定义权。
夜色渐沉，厨房里只剩下未散的蒸气与一抹怅然。我洗净碗碟，那抹刺眼的黄却仿佛仍粘在眼底。或许，食物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份不容篡改的秘方，而是一条不断汇流的河。
母亲的河，清冽如故乡山泉，带着她那个年代特有的、精益求精的疼爱；丈夫的河，浑浊如陇上黄河，裹挟着干旱土地上求存者对丰足最朴素的想象。它们在我家的餐桌上交汇，碰撞出泥沙，也激荡出新的河床。
我们终将在这日复一日的炊烟里，学会辨认彼此味觉地图上的等高线与坐标，然后，绘制一幅只属于我们这个家的、略有瑕疵却独一无二的美食地图。那碟黄面饼的遗憾，就此成了这幅地图上一个温柔的注脚，提示着融合的笨拙起点，也预告着未来还有更多滋味，待我们在时光的文火里，慢慢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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