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翻开明初的军事传奇，两个名字总是熠熠生辉——徐达与常遇春。
他们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北伐中原，驱逐蒙元，打下大明三百年基业。
只是翻开他们的出身记录，却令人难以置信：徐达本是佃农之子，曾替地主放牛；常遇春更是绿林出身，年轻时靠打零工、做苦力勉强糊口。
为何普通农民能蜕变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天才？世人总爱将其归因于“天赋异禀”，编织出天生神将的浪漫神话。
但褪去光环后我们会发现，原因是真的很现实。
幸存者偏差
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要是再碰上天灾，那汉人底层百姓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奢望。
元末乱世，对于徐达、常遇春这样的底层农民而言，参与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饥饿的绝境。
"与其饿死，不如战死"—— 这句简单直接的逻辑，成为他们拿起武器的原始驱动力。当他们最初拿起武器冲锋时，我认为心里想的肯定不是建功立业，而是"拼不拼都是饿死，拼赢了就有顿饱饭"。
可是任何时候，战争都是残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能够从千千万万的义军中脱颖而出，被我们记住时，也让我们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历史只记得住胜利者。
元末乱世，天下义军四起。刘福通红巾军席卷中原时，部众数十万；张士诚占据江浙，带甲数十万；陈友谅水师雄踞长江，兵力号称六十万。这些还只是青史留名的大势力。
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小股义军、地方豪强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战争中，参与起义的农民何止百万？但最终能留下姓名、成为名将的，不过寥寥数人。
徐达和常遇春并非生来就会打仗。他们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极端幸存者。那些和他们一同起义的同乡、战友，大多数在第一场遭遇战中便已阵亡；部分人因指挥失误、胆识不足而被淘汰。
这就是幸存者偏差。
二战时，美国执行轰炸任务的空军飞机，经历了激烈的空战返回基地时，飞机腹部都遍布弹痕，但机翼却完好无损。于是工程师便认为腹部更容易受到攻击，要进行加固。
可是统计学家亚伯拉罕·沃德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要在其他地方加固，因为那些地方中弹的飞机当场就被击落了，根本没有机会回到机场进行统计。
这和我们要说的这个问题类似，历史聚光灯总是聚焦在塔尖的辉煌，却将塔基的无数骸骨留在阴影之中。
我们看到的，是千万分之一概率下的幸存者样本。每一个成功的 "徐达" 背后，是无数无名者的尸骨。
时势造英雄
元朝统治腐朽，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旧有的社会秩序彻底崩塌，武力成为底层百姓唯一的上升通道。
持续数十年的高强度战争，制造了无数苦难，却也提供了和平时期绝无仅有的实战课堂——没有比生死博弈更能锤炼人的环境，没有比反复实战更高效的成长路径。
朱元璋集团，与其他草莽英雄不同，朱元璋深知纪律与学习的重要性。他吸纳李善长等文人谋士，建立相对正规的军队制度。
在这个组织中，有才能的人可以通过战功获得晋升，可以通过观察、模仿、实践来学习军事指挥。
徐达、常遇春他们能在一次次战斗中试错、总结、迭代战术，逐步完成从“会打仗”到“懂指挥”的蜕变。
他们的所有谋略与战术，都来自血与火的实战积累，是最朴素的“战场课堂”教会了他们打仗。
攻一座城，若强攻失利，便总结攻城技巧，或诱敌出城，或围点打援；打一场遭遇战，若损兵折将，便复盘阵型漏洞，调整兵力部署。
胜则沉淀经验，败则吸取教训，在无数次循环往复中，他们从“凭勇力冲锋”的士卒，成长为“运筹帷幄”的统帅。
自身特质与天赋觉醒
能够在无数幸存者中脱颖而出，仅仅依靠时代机遇和后天学习还不够。徐达和常遇春确实拥有超越常人的天赋特质。
徐达性格沉稳内敛，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这种品格让将士们心悦诚服；他治军严明，每次出征前必亲自检阅部队，战后则严格约束部下，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朱元璋曾评价徐达 "将军谋勇绝伦，故能遏乱略，削群雄"，这一评价反映了其对徐达军事才能的认可。
常遇春则以勇猛果敢著称，他力大无穷，擅长突击冲锋，同时极具忠义之心，对朱元璋忠心耿耿，且治军严明，从不纵容士兵扰民，这种口碑让他不仅能凝聚军心，也能赢得百姓支持。
乱世给了天赋兑现的舞台，而天赋则让他们在幸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耀眼的存在。
他们不是天降战神，而是极端环境、优质平台、个体特质与残酷筛选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没有哪个成功者是天生的“天才”，他们从佃农到国公，从草寇到统帅，都是在时代的熔炉中，一步步锤炼而成，每前进一步，都踩着失败者的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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