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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草地深处。两支刚刚会师的红军,突然在夜色中分道扬镳。

这场分裂,几乎让中国革命走到悬崖边缘。多年后,一位白发苍苍的元帅回望这段往事,轻轻叹了口气。

那一叹,藏着多少血泪教训。

1935年6月中旬,夹金山下。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终于握手了。这场会师,对刚熬过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来说,简直是绝境逢生。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粮草充足,战士们主动把宿营地腾出来,把军装、草鞋往中央红军手里塞。

徐向前打心底里高兴。他早就听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打仗有一手,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他亲自部署兵力,扫清沿途国民党守军。毛泽东见到他时,一句"向前同志,你给党立了大功",既是肯定,更藏着期许。

可喜悦背后,危机已经埋下。

两支红军长期各自作战,战略思路根本不一样。更要命的是,红军该往哪儿走,成了争论的焦点。毛泽东看得清楚,全国抗日大势已起,必须北上陕甘,和北方革命力量汇合。张国焘却一门心思要南下,嘴上说川滇边境地势险要、粮食多,心里打的是扩张个人势力的算盘。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周恩来作报告,明确提出北上方针。会议开完了,决议通过了,可张国焘表面答应,心里不服。

会后他开始闹,要权。先是致电中央,说要"统一指挥",推荐徐向前当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委。中央沉默。几天后,他又策动川陕省委联名致电,继续要权。陈昌浩也跳出来,直接提出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形势很明显: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着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的被动局面,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这时候,张闻天这位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总书记,成了关键人物。

张闻天不是普通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正是他作反报告,把博古的错误批了个遍。会后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南威信县开会,推举他接替博古当总书记。毛泽东后来说得明白:"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张闻天是忠诚的革命者,这点毫无疑问。可他有个毛病——太直。

面对张国焘要权,张闻天心里亮堂得很,坚决站在毛泽东这边。他甚至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总书记位子让给张国焘。毛泽东当场否决:"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了他总书记,他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可又麻烦了。"

毛泽东最后提出:让他当总政委吧。意思很明确——既要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可这只是权宜之计。真正的危机,还在后头。

1935年8月,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张国焘表面答应,背地里却另搞一套。9月8日,他突然给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发电报,强令部队南下,分裂意图再明显不过。

这道电令让徐向前犯了难。一边是中央定下的正确路线,一边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红四方面军。他后来回忆,那几天整夜睡不着觉,最怕的就是部队分裂——要是红军自己打起来,国民党趁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节骨眼上,张闻天站出来了,直接批评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作风和分裂野心。

从原则上说,他没做错。可他没想到,这种直白的批评,正好给了张国焘可乘之机。和张国焘走得近的陈昌浩一听就炸了,拍着桌子大喊要动员四方面军战士"反击中央的指责"。

这正是毛泽东担心的:张国焘想找借口挑事,把路线分歧说成中央和四方面军的对立,让不明真相的战士产生误会。

毛泽东赶紧找到张闻天,耐心劝说:"现在最要紧的是保住红军的团结,张国焘就盼着我们闹矛盾,咱们不能中了他的圈套。"可惜,话说晚了。

1935年9月9日深夜。张国焘不听劝告,复电坚持南下,甚至背着中央,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

叶剑英看到这封电报,立即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当即和张闻天、博古磋商。三人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他们连夜赶到红三军驻地,和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迅速离开甘南,先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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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夜间,中央红军悄悄出发了。

次日凌晨,红四方面军才知道消息。徐向前心情沉重到了极点。当晚毛泽东曾亲自到他住处,问他意见。徐向前只说了一句话:两军既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红四方面军也不宜再分为两半。可形势比人强。

为了坚持红四方面军的完整性,徐向前率余部南下,再过草地,在党坝与左路军会合。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会议,悍然宣布另立中央,自任党主席,还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刘伯承在会上表示反对,当场被降职。朱德和徐向前主张团结,只能先主张打开局面。

张国焘的南下,很快证明是一条绝路。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攻占宝兴、天全、芦山,可在百丈与川军决战后,国军攻占百丈。这一仗,国军死伤一万五千人,红军伤亡也近万。薛岳、李抱冰从南部、东面进攻,红四方面军只能转为战略防御。

张国焘的威望开始动摇了。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纷纷要求北上到陕北。1936年1月27日,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红军,终于又走到一起了。

可红四方面军的苦难,还没结束。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会师后不久,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21800余人,根据中央命令,从甘肃靖远县河包口等地渡过黄河。11月11日,中央命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西路军的任务,是夺得甘、凉、肃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

可这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在河西走廊遭遇了灭顶之灾。马家军调集重兵围攻,西路军孤军作战四个多月,无根据地,无物资补充。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攻占高台,红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战士们用大刀、梭镖、铁棒、土砖、冰块与敌人搏杀,高台城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城破后,第五军与敌人在街巷展开激烈白刃战,坚持10小时之久,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高台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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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2月,倪家营子血战。战士们的步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等敌人上来拼杀。没有男女之分、轻重伤之别、战斗与勤杂之异,人人举刃向敌。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

这一仗,打了28个昼夜。

3月14日,西路军余部退进祁连山。在石窝山,陈昌浩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石窝山上,一片哭声。

徐向前曾劝陈昌浩留下来稳定军心,可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去!"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1937年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

5月下旬,徐向前到了延安。

毛泽东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关于西路军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安慰他:"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毛泽东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这话,让徐向前很受感动。

多年后,徐向前回望这段历史,对张闻天始终怀着敬意。他特意说:"闻天同志始终是忠诚的革命者。"可他惋惜的是,在那个生死攸关的节点上,因为策略不够灵活,让红军多走了弯路。

长征的胜利,不光靠坚定的信仰,更靠毛泽东那种既守原则又懂变通,既反错误又护团结的远见。他总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抓住核心:团结,才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

这一叹,不是对故人的苛责,而是对历史最深刻的总结。

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一根筋到底,而是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同时,懂得用灵活的策略顾全大局。

这个教训,值得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