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公公，是结婚那年冬天。他站在楼道口等我们，手里提着一袋橘子，袋子破了个角，橘子露出来，像被冷风吹久了，表皮发皱。他笑得很客气，却始终不肯进屋，说鞋上有泥。
那时我三十七岁，嫁给老伴算是再婚。他比我大五岁，离过一次婚，前妻走得干脆，没留下孩子，只留下这个父亲。公公那年七十，身体已经不好，高血压，腿脚也慢。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房子是单位分的，年代久远，墙皮脱落，冬天透风。
老伴说，爸一个人，得接过来住。我没反对。那时候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里出来，对“家”这件事有一种近乎执拗的执念。我以为，只要我肯付出，日子总会慢慢稳下来。
公公搬来的第一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给了他。早上六点起床，熬粥，给他把药分好，用小本子记着。白天上班，心里惦记着他会不会自己乱吃东西。下班回来，先去菜市场，再回家做饭。他牙口不好，我就把菜切得细碎，炖得软烂。
老伴起初也感激，说我比亲闺女还上心。我听了只是笑，没有接话。我心里清楚，闺女这个词，说得轻巧，真正要承担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
第二年，公公中风了一次，不算严重，但半边身子开始不灵便。那段时间，我请了长假，几乎住在医院。夜里他翻身困难，我一晚上醒好几次。护士换班时看见我，总会多说一句：“你是个有心的。”
老伴来得不多。他说工作忙，我也没追问。那时候我对他的要求不高，只要不添乱就行。
公公出院后，生活彻底不能自理。洗澡、如厕、穿衣，全靠我。我第一次给一个男人擦身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不是嫌弃，是不习惯。公公倒是很平静，只是偶尔会叹气，说拖累我了。
我说，没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真的这样想的。
日子就这样过了下去，一年一年，像把一块石头慢慢往山上推。公公的病反反复复，钱花得不算少。我把自己的积蓄贴进去，也没和老伴算过账。他工资比我高，但家里的开销，大多是我在管。
第六年，公公说想把老房子卖了，换点钱，留着以后看病用。老伴点头，说听我的。我陪着公公跑手续，签字的时候，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要不是我，他早就撑不住了。
那一刻，我心里有过短暂的动摇。我甚至想，也许这十二年，不会白费。
第十年，公公的情况急转直下。医生说，时间不多了。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老伴依旧忙，忙到连葬礼的细节，都是我一个人在操持。
公公走的那天，我反而很平静。替他合上眼的时候，我只觉得累，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断了。
丧事办完没多久，老伴提出分家。他说得很自然，像在讨论一件早就该做的事。他说，现在爸不在了，房子卖的钱，还有这些年攒下的，得理一理。
我愣了一下，问他怎么分。
他说，按理说，爸的东西，是他的。他愿意给我一点补偿，算是这些年的辛苦费。
“补偿”这个词，让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看着他，突然觉得陌生。十二年里，我以为我们是在一起过日子，原来在他心里，我一直是个临时工。
我问他，那些年我贴进去的钱呢？我放弃的工作机会呢？我凌晨三点起床给他爸换尿布的那些夜晚，算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夫妻之间，计较这些，就没意思了。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我忽然意识到，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家人。照顾父亲，是我该做的；分家算账，却和我无关。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说话。第二天，我把这些年记账的本子找出来，一页一页放在桌上。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让自己看清。
最终，房款大头归了他。我拿了一笔不算多的钱，刚好够我重新开始。
签字的时候，他看着我，似乎想说点什么。我没有等。
十二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失去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对婚姻的最后一点幻想。
搬走那天，我一个人拖着箱子下楼。楼道里还是当年那样冷。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公公的情景，想起那袋破了的橘子。
我没有后悔照顾他。那些日子，我问心无愧。
只是从那天起，我终于明白，有些人心里的账，从一开始就算得清清楚楚。你再用力，也改不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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