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坊,那一处关押国民党高官的大院里,上演过一出让人惊掉下巴的好戏。
哐当一声,门被推开了,进来个穿解放军制服的干部。
屋里这老哥俩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这也太面熟了——几天前,他们还把这位当成救命稻草,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他呢。
你怎么穿这身皮?”
这事儿给人的震撼,比挨了一记闷棍还难受。
要知道,当初在陈官庄那个死人堆里,杜聿明哪怕对身边的郭汝瑰起过疑心,也没往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想过半点不对劲。
为啥?
因为这人藏得太深,演技太绝。
这不光是个潜伏的老段子,更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你看清国民党那套班子是怎么从根子上烂透的。
咱们把日历翻回1948年年底,陈官庄的雪地里。
那会儿杜聿明手底下三十多万人马被围成了铁桶,唯一的活路就是指望天上往下掉馅饼。
他的活儿听着挺轻省:盯着天,等飞机来了,招呼弟兄们去抢粮抢弹药。
飞机倒是按点来,东西也往下扔,但这准头“偏”到了姥姥家。
天上掉下来的那点宝贝,落到国军阵地上的连三成都不到,剩下的大头,全都不偏不倚地砸进了对面解放军的战壕里。
这哪是给自家兄弟空投,简直是给对面搞“送货上门”。
可包围圈里有三十多万张嘴嗷嗷待哺。
现在倒好,这点救命粮大部分还“资敌”了。
结果咋样?
几十万人平均下来,也就够晚上喝顿刷锅水。
这一找,就暴露出杜聿明最致命的决策短板了。
按常理,命悬一线的时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得警惕。
一次扔不准是风大,次次扔不准那就是有人搞鬼。
可杜聿明听完汇报,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给出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这个管空投的当年在滇缅路跟我打过鬼子,人品绝对没毛病。”
杜聿明这脑子是怎么转的?
他用的还是旧军阀那套老黄历:看资历、看派系、看交情。
在他眼里,这位身上贴着三个保命符:
头一个,那是经过战火洗礼的抗战老兵;
再一个,是当年远征军里的老部下;
还有最关键的,既然南京那边敢重用,政治审查这一关肯定是过了的。
他在12月21号的日记里写得惨兮兮:“大雨哗哗下,北风呼呼刮…
抬头看天,欲哭无泪。”
他把这倒霉催的一切都归结为“时运不济”,压根没敢往“谍战”那两个字上想。
很长一段时间,这名字在史料里都是模糊的。
但咱们把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凑一块儿拼拼图,就能通过四个硬指标锁定这尊大神:
第一,淮海战役管空投的;
第二,抗战跟杜聿明去过缅甸的;
第三,战后不是投诚,而是以地下党身份“归队”穿军装的;
第四,在咱们这边级别不低,能随便进战犯管理所看望“特优班”学员的。
把这些条件往筛子里一过,剩下的就一个人:段仲宇。
回过头再看,杜聿明为啥输得连底裤都不剩?
因为他对面的这位潜伏者,伪装得简直天衣无缝。
段仲宇不光是杜聿明的老部下,那履历拿出来能闪瞎人眼:黄埔九期、陆大十七期。
抗战时是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的科长。
更要命的是,他在淮海战役时的身份是联勤总部兵站分监。
而在那之前,他还有个吓死人的头衔——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上校参谋。
“侍从室”是啥概念?
那是老蒋的“御书房”,权力的风暴眼,能进那儿的,都是老蒋亲自挑出来的“天子门生”。
杜聿明敢怀疑郭汝瑰,因为郭虽然红,毕竟是在国防部;可段仲宇是从侍从室出来的,怀疑他,就等于是在打蒋介石的脸,质疑老蒋没眼光。
这恰恰是周公这步棋走得最高妙的地方。
段仲宇和他哥段伯宇,那是亲哥俩。
哥哥早年去过延安,后来打入国民党内部混到了少将高参,直接跟周公单线联系。
正是哥哥把弟弟拉进了革命队伍。
这哥俩,一个在总统府军务局守着中枢,一个在联勤总部管着物资。
这意味啥?
意味着国民党的大脑和血管,都被咱给掐住了。
起义将领贾亦斌后来回忆,段伯宇在内部搞了个反蒋小圈子,段仲宇就是核心骨干。
所以淮海战役一打响,段仲宇就利用手里的权,当上了实际上的“运输大队长”。
他的招数损得很:我不罢工,物资我也运,但我控制“落点”。
这招太绝了。
如果不运,南京立马查办;如果运了但扔给解放军,那叫“技术偏差”,叫“风向干扰”。
在乱成一锅粥的战场上,这种理由你根本没法查。
直到1949年4月大局已定,段家兄弟率部起义。
蒋介石听到消息,差点气疯了,咬牙切齿地骂:“段家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这话虽说有点甩锅的意思,但也确实是大实话。
再回到山东潍坊的那个院子。
起义后的段仲宇,这会儿已经是解放军三野特种学校的副部长。
他穿着新军装来看老上级,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带着胜利者的姿态。
杜聿明后来估计也琢磨过味儿来了:当年想举报郭汝瑰,老蒋都不信;要是当年真的怀疑段仲宇并上报,结果会咋样?
估计死得更难看。
因为在那个已经僵硬的体制里,忠诚不看事实,只看圈子。
段仲宇站在了老蒋最核心的圈子里,他就有了免死金牌。
而这,正是那个政权最后土崩瓦解的真正死穴。
信息来源:
贾亦斌:《我率蒋经国“太子军”嘉兴起义》,载《纵横》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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