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潜伏最深的特务，李家琪绝对算一个。1983年2月抓他的时候，邻居们都不敢信，那个腿脚不太好、见谁都笑眯眯的李老头，怎么就成了国民党的“北平站站长”了？
他的人生轨迹特别典型，就是那种被时代洪流卷进去，又自己选择了一条道走到黑的人。1927年出生在北京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作家，这起点不低了。15岁赶上卢沟桥事变，一腔热血投了军，14岁就被军统北平站看中，成了“铁血锄奸团”的交通员。你说他不懂事吧，那时候确实还是个半大孩子；可你说他无辜吧，手上后来沾的血也是真的。
1943年去了湖南临澧特训班，那是军统的王牌训练营。密码、爆破、情报传递，学了个遍。这人有个特长，记忆力特别好，速写也快，据说还拿过“青天白日勋章”。训练完就去了“豫东组”、“北平站特别组”，手段越来越狠。1947年，20岁就当上了保密局“沂蒙特别组”的上校副组长，还兼着北平站站长。那会儿他才多大？二十出头，手上已经有不少血债了。
也是这一年，他栽了。在鲁中南解放区冒充解放军，被识破抓了。1953年判了15年，送到青海。按说吃了这么大苦头，该想想自己走的路对不对了吧？他不。在青海湖农场，还想着在犯人里搞组织，策动别人，结果刑期直接改成了无期。这人有个特点，特别自律，在监狱里也每天早起锻炼，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但思想那根弦，从来没松过。
转机出现在1975年，赶上特赦，他被放了出来，在青海一个国营牧场当仓库管理员。日子看着是安稳了，可心里那团火没灭。1979年，通过一个也要出国的狱友，辗转把“黄老板问腊梅何时开花”这句暗语送到了香港。台湾那边一听，喜出望外。为啥？老牌特务，根正苗红，有经验，有历史，关键是“信念”看起来还挺坚定，简直是重建大陆网络的天选之人。
1980年底，台湾派了个叫“李相才”的人，在广州和他接头。给了1000块钱——那时候可是巨款——还有密码本、密写工具，正式任命他为“北平站站长”。任务说起来有点可笑：搜集大陆党政动态。怎么搜集？主要靠看报纸、读公开刊物，然后分析上报。说白了，就是搞公开情报研究。这活儿技术含量不高，但风险一点不小。
1981年，他以治腿病的名义回到了北京，住进了宣武区大耳胡同。为了掩护，他买了房，还娶了个在农业银行工作的老婆，叫仇云妹。他打的主意，就是想从老婆那儿弄点银行内部的“情报”。平时对邻居也客气，谁家有点难处，他给点小恩小惠。家里时不时冒出彩电、录音机这种当时绝对的奢侈品，他都说是“香港外甥”送的。哪来的外甥？就是来和他接头的特务。
日子一长，破绽就出来了。一个没正经工作的老头，生活水平明显高出一截。整天关心国家大事，各种外地报纸买一堆。最可疑的是，有邻居好几次深夜看见他家里火光一闪一闪的，像是在烧什么东西。普通老百姓，谁大半夜烧纸玩儿？邻居多了个心眼，报告了。
其实公安机关早就注意到他了，从1980年底就开始监控，就等一个收网的时机。1983年1月，台湾那边派了个女特务蔡苹，专门来送正式的委任状。人刚到北京机场，就被按住了。证据链齐了，2月1号，直接上门抓人。抓他的时候，他正悠闲地看着那台“香港外甥”送的彩色电视呢。
后来查明，他前后发出去上百封密信和明信片。内容无非是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上看到的东西，加点自己的分析。你说有多大价值？可能真没多少。但这种行为的性质太恶劣了。一个被宽大处理、给了出路的人，转过头就想着怎么破坏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
李家琪的故事，其实是个挺沉重的警示。它告诉你，一个人的执念可以有多深，深到蒙蔽双眼，看不见时代的变迁，也看不见身边普通人的安稳日子多么值得珍惜。他也算“敬业”，从少年到老年，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虽然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条绝路。
最后能抓住他，两头得力：一头是公安机关的耐心和专业，盯了你几年，证据确凿才动手；另一头就是老百姓的警惕性，邻居觉得不对劲，真敢去报告。这事说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就是每个人心里那根安全的弦，和愿意为守护这份平静而出一点力的心。和平年代看不见硝烟，但较量从来都没停止过，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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