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中的共同体建构

——从客家经验看中国文明韧性与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

作者：杨其川 龙岩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智库执行委员会主任

华夏文明何以能够在数千年剧烈动荡与深刻变局中持续延展、生生不息？这一问题的答案，固然蕴含于王朝更替与制度演进之中，但同样深藏于那些长期处于历史边缘、却始终未曾解体的社会单元之内。客家，正是这样一种在持续迁徙中生成、在结构性压力下不断自我修复、在多重环境中维系内在秩序的迁徙型共同体。

从中原南迁到山地定居，从区域聚居到全球分布，客家并非偶然形成的族群现象，而是在权力覆盖有限、制度供给不足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血缘、伦理、信用与文化记忆等机制，自发构建起的一种“文明型底层秩序”。这一秩序并非制度设计的产物，却在长期历史震荡中反复证明其稳定性与延续性。

从国家治理视角看，客家经验并非边缘个案，而是一种具有高度普遍意义的治理样本。它揭示了一个被反复验证却常被忽视的事实：在行政力量难以全面覆盖、制度刚性尚未成型的情境中，真正托举起社会稳定与文明延续的，往往不是外在强制，而是内生生成的共同体结构。这一经验，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韧性逻辑，以及新时代背景下基层治理与制度设计的深层机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迁徙压力下的共同体生成逻辑

如果说真正检验一种文明生命力的，不是盛世而是乱世，那么，客家群体正是华夏文明在长期“压力测试”中的一条重要样本曲线。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秩序多次崩解，唐末五代、宋元鼎革、明清易代接连发生，大量原本生活在中原及江汉、江淮地带的人群，被迫沿水道与山道持续向南迁徙。

这种迁徙并非一次性的逃离，而是持续千年的“累积式迁徙”：每一代人，都在尚未完成安定之前，再次被卷入新的结构性冲击。许多今日被视为“客家原乡”的村落，本身亦是“多次迁徙叠加”的结果。

与最终在江南水乡或沿海口岸定居的人群不同，客家迁徙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空间指向——始终远离权力中枢，主动嵌入政治控制相对薄弱、制度摩擦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带。其本质并非单纯的生计选择，而是一种以“空间距离换取制度安全”的理性生存策略。

在王朝更替频繁、政治清洗风险极高的时代，越接近权力中心，家族被卷入征敛、掠夺与连坐的概率就越高；而越远离权力中枢，越可能获得相对可控的生存空间。正是在这种长期结构性规避中，客家逐步在闽西、赣南、粤北、广西、浙江南部及更广泛的丘陵山区扎根，并在代际传承中形成了高度稳定、可复制的迁徙型生存结构。

二、在不稳定环境中锻造稳定秩序

“客家”这一自我命名，本身即高度凝缩其文明命运：“客”意味着迁徙与边缘，“家”意味着秩序与共同体。二者并置，构成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社会形态——地理上持续流动，文化上却反复固化；身份上承认外来，结构上却高度内聚。

正是在这种“持续失去空间稳定性”的生存压力下，客家社会反而强化了耕读传家、宗亲互助与伦理自律等文明基因，逐步生成以宗祠、家谱、家训与族规为核心的共同体制度体系，使“耕读传家”成为跨越代际的基本生存模式。

围屋、土楼、围龙屋等防御性聚居形态，也并非单纯的建筑选择，而是对长期不安全环境的制度性回应。其内向型空间结构，使生产、分配与互助高度可见、可控、可协作，在物理层面为共同体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许多聚居空间内部，祠堂、学堂与粮仓并列布局，体现出一种清晰的文明排序：先立祖先秩序，再立教育秩序，最后才是物质保障秩序。正因如此，即便在自然条件极端严苛的地区，客家社会仍能持续输出读书人、教书人、商人与专业人才，使共同体保持长期的纵向流动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客家并未将宗族固化为封闭的血缘堡垒，而是通过“耕读并重”的结构性机制不断向外突破边界：耕，是最低生存底座；读，则是突破土地约束与阶层锁定的唯一通道。这种以代际投入对冲现实约束的长期机制，使客家社会在持续迁徙中始终保持强劲的结构弹性。

三、从客家经验看中国基层治理的深层支撑

客家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其高度成熟的自组织能力。在国家权力难以及时覆盖的历史条件下，宗族、乡约与族规长期承担基层治理功能，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祠堂为中枢、以族规为底线”的治理结构，在相当长时期内为地方社会提供了稳定秩序。

但历史同样表明，社会自组织并非天然与国家治理形成良性互动。晚清以来部分地区发生的宗族冲突，其根源并不在族群本身，而在于人口密度、资源紧张与公共治理缺位等结构性失衡。这一经验清楚地表明：传统共同体只有被嵌入法治与现代公共治理框架之中，才能由防御性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量。

进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后，客家社会经历了深刻转型：一方面，传统宗族权威逐步被规范、拆解并重组；另一方面，其议事、互助与教化功能被吸纳进基层政权与公共治理体系之中，形成一种“拆解—转化—嵌入”的治理转型路径。这一模式对当前仍普遍存在强熟人、强人情结构的县域与乡村地区，具有高度现实适用性。

四、迁徙型文明与中国的外部韧性

随着近代以来“下南洋”及新移民浪潮，客家社会已演化为覆盖全球的迁徙型网络。其价值并不在于规模本身，而在于组织稳定性、代际延续性与长期信誉积累。这类网络不是项目型存在，而是跨越数代人的文明型社会基础设施。

在顺境中，它们促进融合；在逆境中，它们缓冲冲突；在官方通道受限时，它们维持最低合作面。这表明，一个国家真正具有长期韧性的国际影响力，必然是制度力量、资本力量与文明网络协同作用的结果。

五、对新时代国家治理与政协履职的启示

客家经验所揭示的，并不仅是一个族群的生存智慧，更是一种文明在非常态压力下维系社会稳定、修复社会结构、延续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其现实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治理的深层稳定，取决于文明型社会结构的自我修复能力。制度解决的是规则与权责问题，文明解决的是信任与认同问题；制度提供的是最低限度的秩序约束，文明提供的是长期可持续的内在稳定。当文明嵌入不足时，制度运行只能依靠不断加码的行政与监管成本来维系，其结果必然是治理张力的持续抬升。人民政协恰处于制度力量与文明力量的交汇地带，是将社会深层文明资源、伦理网络与认同结构，有序转化为国家治理“稳定器”的关键制度平台，其价值并不体现在权力执行，而体现在结构缓冲与长期稳态之中。

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对传统治理功能的制度化转译与公共化重构。传统社会结构并非现代治理的“遗留障碍”，而是一种尚未被充分制度识别的治理资源。血缘网络、礼俗规范、宗族伦理、乡土信任，本身就承担着调解冲突、稳定预期、约束行为的重要功能。真正的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清除这些结构，而是对其进行吸纳、拆解、重组与升级，使其以公共规则的形式嵌入现代治理体系。人民政协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的已不只是建言献策的功能，更是协商转译、关系整合与社会结构再编织的制度角色。

三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层支撑，在于文明共同体记忆的持续唤醒与共同重建。以客家为代表的血缘谱系、迁徙记忆与礼俗秩序，构成了一种跨越制度差异、政治波动与意识形态隔阂的深层连接机制。这类文明型纽带，往往比行政协定更稳定、比政策互动更持久。人民政协在两岸交流中，应更加自觉地发挥“文明共同体再组织者”的制度功能，推动交流方式由阶段性的“互动往来”，迈向结构性的“共同参与、共建事务”，在共事中重塑认同，在合作中积累信任。

四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长期韧性，深植于遍布全球的文明型社会网络。海外华人社会并非单纯的经济或文化群体，而是承载着中国文明记忆、社会伦理与组织方式的分布式网络。这些网络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够成为国家沟通世界、缓冲冲突、修复关系的重要支点。人民政协完全可以在其中承担起“民间文明通道制度化协调者”的角色，通过协商机制、交流平台与制度化联结，拓展国家治理的外部弹性空间，增强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结构韧性。

归根结底，中国的国家韧性，并非仅由权力中心自上而下托举，而是由无数扎根基层、延续于日常生活中的文明共同体共同支撑。这要求我们在国家治理的认知框架上完成一次深层转换：既从制度层级理解中国，也从文明结构理解中国；既重视规则设计，也重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长期培育。人民政协，正是连接这两种理解方式、完成这一结构性转换最具现实意义与制度张力的通道。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在高度复杂的内外环境中，持续展现出独特而稳健的文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