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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偏

部分干部或者认为宗教无足轻重，不显政绩，形式应付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存在事不关己、能推则推能躲则躲，对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掌握不深，对辖区场所、人员底数不清，缺乏责任闭环。

二、责任虚

特别是有些地方 “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形同虚设，属地管理与行业监管衔接脱节，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联席会议走过场，联合执法难协调，条条框框和行业壁垒让宗教问题迟迟挡在“最后一公里”。

三、队伍弱

基层宗教多为兼职干部，人手不足、精力分散，难专注宗教管理；专职助理员配备不足，且缺乏宗教、法律、舆情等专业训练。

四、能力差

很多干部不掌握宗教理论、方针、政策，不懂宗教知识，对宗教问题本质把握不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置复杂敏感问题的能力不足，易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五、管理乱

宗教活动场所最起码的“四进四有”落实不到位，民主管理小组形同虚设；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流向不明，“功德箱”“个人二维码收款”等违规问题突出。有很多流动教职人员登记、场所安全（消防、食品）等基础管理有漏洞；宗教人才青黄不接，后备力量不足，存在断层风险。

六、执法难

对私设聚会点、乱建寺庙、非法传教等隐蔽性强，发现与取证难；线上非法活动转移快、查处难，形成监管盲区。特别是执法依据抽象、细则与罚则不足，缺乏统一文书与强制措施；部门间协同不畅、信息不共享，联合执法长效机制缺失。

七、数据散

基础数据台账缺失，人员、场所、活动等信息更新不及时、统计不准确，动态监测能力弱，致使信息化工具应用不足，数据壁垒导致监管碎片化，难以及时预警风险。

八、服务软

宗教领域矛盾（权力、财务、利益纠纷）复杂，单靠宗教部门难处置，易引发群体事件或舆情风险。尤其很多地方存在重管理、轻服务倾向，对信教群众合理诉求回应不及时，服务与引导能力不足，给非法势力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