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贵州各地为了一碗羊肉粉的“出身”与“正宗”，没少打笔墨官司。水城、金沙、毕节，各有拥趸，都说自家历史最久、味道最正。这热闹，像极了武林各派争掌门。可历史这回事，终究不是靠嗓门大，得看白纸黑字的记载，得有早年间名人的口舌为证。今天，咱们就泡壶茶，心平气和，翻开那些故纸堆，看看这碗让贵州人魂牵梦绕的羊肉粉，最早的故事，究竟写在哪里。
线索，得从一位作家的乡愁说起。
1929年1月，北平的冬天。一位名叫蹇先艾的贵州遵义青年，在《新华报刊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直白，就叫《吃羊肉粉》。文章里，他回味着那次还乡时在亲戚家吃到的一碗粉：“雪白的细条粉条，点缀着几片羊肉；肉上是鲜红夺目的浮油，还稀稀疏疏洒了几点浅绿的香菜。”他感慨道：“像这样的食品，在北平我做梦也没有梦到过。”更关键的是，他写到自己最初吃这碗粉的年纪——大约十岁时。蹇先艾生于1906年，十岁那年，正是1916年前后。这意味着，至少在那个年代，遵义羊肉粉作为一种成熟的地方风味，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一个孩子的味蕾记忆里，以至于二十多年后漂泊在外，仍念念不忘，要专门写文章来怀念。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多种文学选本，成了遵义羊肉粉最早、也是最生动的“名人代言”和文字广告，无意中将这股黔北的鲜香，吹到了北国的风里。
1986年贵州省委胡书记上门看望蹇先艾
若说个人回忆尚带温情，那么地方风物的志书记载，则更具历史的骨架。
有多份材料明确指出，遵义羊肉粉“始创于清康熙年间”，“具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掐指一算，那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事情。彼时，最早的经营者，是杨姓与廖姓人家，分别在遵义的丁字口和老城开馆纳客。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发展到二十多家。这脉络是清晰的，从清初的萌芽，到民国的兴盛，有一条未曾中断的传承线。尤其是老城廖家粉馆，在蹇先艾的笔下已然是品牌：“老城的粉馆，大概煤市（今天的法院街））上廖家要算第一家罢”，“要特别的早，去晚了没有座位还是第二层，粉一定吃不着顶好顶新鲜的。”生意之火爆，规矩之讲究，跃然纸上。而且蹇先艾还早就指出羊肉粉必须在店里现场吃。“因为要吃的就是一个‘鲜’，买到家早冷了。一热不仅失去原有的美味，而且粉条都会断成截截。”
这碗粉能传承数百年，靠的不是虚名，是实打实的工艺“执念”。
几乎所有关于遵义羊肉粉的记载，都紧紧围绕一个“鲜”字做文章。羊，须是当天宰杀的本地矮脚山羊，剥皮技艺要高超到忌用水洗，以保肉质洁净。汤，是灵魂，行业里有句话：“没得原汤不煮羊肉粉。”那原汤的熬制极有门道，用鲜羊肉和羊骨，从早到晚持续投肉入锅，使汤汁浓度恒定，鲜味持久不衰。粉，要用当季新米制成的“提缸粉”，也就是才出缸的新鲜粉条，爽滑弹韧。就连佐料中的糊辣椒，也讲究当场烤好，由食客自己动手搓碎，为的是那股最新鲜强烈的焦辣香。这种对食材本味和瞬时风味的极致追求，构成了遵义羊肉粉独特的技术壁垒，也解释了它为何能脱颖而出。
历史的见证，不止于文人的笔墨与食客的口碑，有时也藏在经济生活的褶皱里，甚至是一次寻常的家常早餐中。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校长竺可桢在此旅居多年。他的日记，堪称战时遵义社会生活的显微镜。其中1945年12月16日的记载，尤为生动。那天早晨八点半，他偕夫人允敏、儿子希文和女儿松儿，特意来到杨柳街口的“昌平粉馆”品尝羊肉粉。
他在日记中细致描绘了当时的场景：遵义的羊肉粉与鸡蛋糕齐名，每条街都有一两家小店，每家只能容纳一两桌客人。店铺前挂着羊腿、羊肺或羊油作为幌子。锅里羊骨汤终日沸腾，旁边备好切妥的羊肉、米粉（也有用豆粉的）以及葱、蒜、辣椒等配料。盐和酱油放在桌上，由客人自取。客人一到，伙计便将米粉装入碗中，用沸汤反复浇烫两三次，然后加上几片羊肉与椒、葱，“故粉味不浓，而汤则有羊肉味”。竺可桢一家四口，吃了五碗，每碗花费100元。这在当时物价飞腾的岁月，已非廉价，但他们吃得满意。更有趣的是，吃完后他们去友人梅光迪家，得知另一位朋友胡玉堂也带着家中女眷“出去吃羊肉粉了”。竺可桢不由感叹：“可见羊肉粉在遵义之受欢迎。”
这则日记，如一个鲜活的时代切片。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市井的炊烟、家人的温情和友人间的闲谈。它证明了在最艰难的年代，遵义羊肉粉不仅是稳定存在的风味，更是深入本地人日常生活、甚至成为待客或家庭外食的一种自然选择。竺可桢的夫人允敏，那是“第一次”吃，可见这碗粉对于外来者，已是必体验的地方标志。日记里的描述，从店铺陈设到制作流程，都与前文所述的工艺传统严丝合缝——那沸腾不息的原汤，那由客自便的调味方式，无不印证着其经营模式的成熟与稳定。这份来自严谨科学家的平实记录，比任何褒奖之词都更有力量。
这份寻常，跨越时代，成为更高级别的文化认同。
2006年12月，遵义市人民政府将“遵义羊肉粉制作技艺”正式列入该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是自1998年在西安夺得全国小吃金奖以来，一路积累的声誉。非遗的认定，是对其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工艺独特性的官方背书。而更早之前，这碗粉已征服过许多“重要味蕾”。资料记载，解放后，遵义曾不止一次用羊肉粉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宾，均获好评。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遵义人韩念龙，离乡五十多年后，仍向记者津津乐道少年时代羊肉粉的滋味，对其坚持原汤、糊辣椒的传统工艺推崇备至。从市井到国宴，从百姓到游子，这碗粉承载的已不止是果腹之欲，更是地道的风土与绵长的乡情。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再看那个问题：贵州羊肉粉最早出自哪里？
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层层叠叠的记载里。它不只是一个模糊的“传说始于某某年”，而是有作家白纸黑字的味觉乡愁（1916），有清晰可溯的创制年代（清康熙），有详实可考的工艺传承（原汤、鲜粉、现烤椒），有战时科学家日记里热气腾腾的生活实录（1945），有国家部级官员的终身回味，更有官方非遗名录的郑重认定。这一连串的“证据链”，像一颗颗珠子，被“遵义”这个地方，用三百年的时间细细串了起来。
其他地方羊肉粉的美味，自有其拥趸和道理，饮食江湖，本就该百花齐放。但若论起有明确记载、有名人背书、有完整历史脉络可循的“老字号”故事，遵义的这碗羊肉粉，确实递上了一份颇为厚实的“简历”。历史不说话，但写在纸上的字，飘在街角的香，会替它开口。下次再争论时，或许可以这么说：好吃的羊肉粉遍布贵州，但若要翻开那本最老的账本，第一页上，多半写着“遵义”二字。这无关高下，只是先来后到的时间，给了它多一点被记下的笔墨，也多一点让竺可桢这样的过客，在寒晨里携家眷寻味而去的理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