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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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庚子朔夜，隆冬的北京显得尤为冷冽。苏州人潘祖荫正放下毛笔，他的日记上，“冬至夜，祀先”五个字笔墨未干。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苏州，潘钟瑞、柳兆薰等人也提笔记录着相似的仪式。冬至的书写与习俗，就这样在苏州人的岁月里代代相传。今人常说“冬至大如年”，其中深意却渐被时光稀释。日记所存，恰是历史最细腻的肌理。通过这些私密的文字，我们能触摸到时序流转的脉动与情感的温热。此刻，不妨让我们循着这些墨迹，重返那些被定格的苏州冬至现场。
一、媲美新春
今日已鲜少有人能够真正感知冬至的脉搏。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冬天意味着无边的寒冷、黑暗与孤凄。先民在劳作中发现，日影在一年中有两次极值：最长的称夏至，最短的则为冬至。相应地，白天和黑夜的时间也会在这天达到极点，随后便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尚书·尧典》中便记载冬至：“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在没有历法的时代，夜渐短而昼渐长无疑代表着寒冷、黑暗与孤凄的退却，故有“日冬至，阳气至始动”之说。在吴地有着“连冬起九”的说法：“俗从冬至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日，而寒尽。”《吴下田家志》中亦记载有“冬至后九九歌”，其中最后一句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獦蚤出。”因为冬日寒冷，穷汉无法御寒，只能蜷缩着身子入眠，故而才是“刚要伸脚眠，蚊虫獦蚤出”，读来极为有趣。
本幅即以“九九消寒”为画题，表现冬去春来，初春时节的喜庆气氛
以此为基础，古人从昼夜长短、冷暖交替中，悟出阴阳相生的哲学。古人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由阴阳二气构成，阴阳是贯穿自然、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基础概念。因冬至的气候特征，其又被赋予“阴极之至，阳气始至”的意涵，《孝经说》称：“至有三义，一者阴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之至。”正因如此，冬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曾是新年，是时间坐标中的重要锚点。即便后世历法变更，冬至不再为岁首，其深厚的文化记忆仍延续下来，被称为“亚岁”“小岁”，所在之月亦称“天正”。
此幅明宪宗朱见深绘一羊，借指“一阳”，所谓冬至尽头一阳生
因此，冬至在古人心中，实为堪比新春的吉日，节庆氛围亦与年节相类。《宋书·礼志》云：“魏晋，冬至日，受百缭称贺，因小会，其义亚于岁旦。”在冬至这天，古代帝王不仅要多行祭祀之礼，更要接受百官朝贺以及宴请百官。民间亦是如此，不仅会祭祀祖先、宴请亲朋，就连出门时也会相互道贺。日本留学唐朝的僧人圆仁在自己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有关冬至拜贺的有趣记载：
二十七日，冬至之节，道俗各致礼贺。在俗者拜官，贺冬至节。见相公，即道 “晷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相公尊体万福。” 贵贱官品并百姓，皆相见拜贺。出家者相见拜贺，口叙冬至之辞，互相礼拜。俗人入寺亦有是礼。众僧对外国僧即道 “今日冬至节，和尚万福。传灯不绝，早归本国，长为国师 ” 云云。各相早涛毕，更道严寒。或僧来云“冬至，和尚万福。学光三学，早归本乡，常为国师” 云云。有多种语。
冬日这天，众人出门相见皆互相拜贺，口说吉祥之词，如有唐朝僧人对圆仁说“和尚万福，传灯不绝，早归本国，长为国师”等语，这简直便是升级版的“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吴地将这种习俗称之为“拜冬”：“冬至阳生春动，岁将更始。里巷驰贺，一如元旦之仪，至尊长处拜贺，同辈交相出谒。”徐士鋐有诗云：“相传冬至大如年，贺节纷纷衣帽鲜。毕竟勾吴风俗美，家家幼站拜尊前。”说的便是冬至日相互拜谒的习俗。
画面中的众人正在作揖拜贺
在中国大部分的传统节日中，庆贺活动基本都局限在当天，唯有冬至与春节两者，庆祝活动从前一天便开始了，冬至前一天通常被称为冬至夜。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三十三“冬至夜”条说：“吴俗，以冬至前一日之夜，谓之冬至夜，次日冬至，谓之冬至朝。相传其俗起自张士诚，士诚以冬至不宜当日宴贺，宜先一日置酒高会，乃得迎阳。民间因循成俗，至今尚然。”根据该说法，冬至夜宴饮的习俗源自明初张士诚，张士诚在明初占据苏州一带，其命令确实有可能改变苏州的风俗习惯。从上述表现来看，冬至被称为“亚岁”，“冬至大如年”并非空穴来风。
二、苏俗冬祭
苏州人尤重冬至，宋代文献《豹隐纪谈》中记载：“吴门风俗多重至节，谓曰肥冬瘦年，人家互送节礼。”清代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同样有所记载：“郡人最重冬至节，亲朋以食品相馈遗，提筐担盒，仆媪属途，俗称冬至盘。”同治《苏州府志》说的更为直白：“俗重冬至而略岁节”表明在苏州冬至是比春节更加重要的。苏州人重冬至据说是因为周时泰伯奔吴，将周人的历法习惯传播至吴地，但却无从考证。
苏州冬至首务在于祭祖。柳兆薰是生活于同光年间的苏州文人，在其日记中记载冬至最多的便是祭祀事宜，如咸丰九年冬至前夕，柳兆薰记：“是日因将出门，预作冬至祀先，祠堂内家祭，予主之，厅上设祭，两儿襄之，即叩辞应试……夜间小酌，烦小云先生陪考。”因彼时柳兆薰即将出门，故而冬至祭祖仪式只能提前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柳兆薰的祭祀仪式是在祠堂内举办，祭祀的应该是全族的共同祖先。同治五年（1866），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冬至节祀先，家祠内薰侍祭始迁祖、已祧祖以下，中堂命墀儿侍祭高曾祖父四代，至黄昏毕事。”从这年开始，柳兆薰在参与全族祭祀的同时，又单独祭祀自己的高曾祖父四代，可谓慎终追远甚矣。其日记中最后一次出现冬至日祭祀的记载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
晴暖，是日夜子初刻交冬至节……夜间冬节祀先，祠堂内余主之，厅上祭四世，两孙襄办成礼，余仅主灌献而已。岁虽歉，祭祀不得过俭，循旧为是。祭毕，与两孙饮散福酒，庇祖宗之荫，犹得苟安，尽欢而饭。眠时一鼓后。
图为《红楼梦》中宁国府祭祖的场景
将此与同治五年的记载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祭祀的仪式在柳兆薰的日记中保持了数十年不曾中断，始终如一，而柳兆薰似乎也尽量保持着对祖先的敬重，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谁是主礼人、襄礼人和行礼是否规范等细节。据柳兆薰论述，光绪十五年的收成并不是很好，但“岁虽歉，祭祀不得过俭”，可见其对冬至日祭祀的重视。无独有偶，在同时期的苏州潘钟瑞日记中，亦可发现这份慎终追远的庄重与肃穆，光绪十年（1884）冬至夜及冬至日：
初四日甲辰。冬至夜，例应散，余却坐定，馆课如常……际晚归家，夜间为冬至节祀先，即在家夜饭。饭毕，仍回馆中宿。
初五日乙巳。冬至令节。晨，具衣冠，诣松鳞庄祠拜祖，并为族中在座诸人贺喜，坐移时，出。至铁卿家，不值，寻于观前茶室，亦不见，见霞弟，坐息少顷。归家拜祖、贺喜诸事，时已晌午，即在家午饭。
冬至夜与冬至日当天似乎都有祭祀仪式，祭祀完毕后又有宴会可以参加。苏州人祭祀和参与宴会又有两个特点，据《吴郡岁华纪丽》记载，苏州人祭祀好用冬至团：“俗于冬至前一夜，磨粉为团，以餹肉、菜果、豆沙、庐菔丝为馅，为祀先祭竈之品，并以餽饭贻，名冬至团，其大者名稻窠团。”此种习俗不知起源，如今的苏州似乎也鲜见该习俗。
画面所绘乃是新年众人宴饮的场景
不过另外一种习俗似乎延续至今，那便是冬至喝冬阳酒。冬阳酒是苏州人于冬至前用糯米搭配桂花所酿的低度米酒，酒味清爽香甜，深受苏州人的喜爱。在冬至日，不喝上一杯冬阳酒对于苏州人而言是不完整的，现如今许多苏州人的记忆里仍有冬阳酒的一席之地。金孟元在《吴门新竹枝》中说得好：“冬阳酒味色香甜，团坐围炉炙小鲜。今夜泥郎须一醉，笑言冬至大如年。”其自注：“吴谚有‘冬至大如年’之语，故须家人团坐，吃宵夜，饮冬阳酒，以庆良夜。冬阳酒，味甜色绿，每至冬至，由酱园特制以售客，过时不候，故亦名冬酿酒。”柳兆薰、潘钟瑞等人在祭祖结束后都会饮酒几杯，柳兆薰将其称为“散福酒”“分福酒”，不知是否就是这冬阳酒？现在因为商业化的需要，冬阳酒又多被称为冬酿酒，但很多人还是习惯称之为冬阳酒。值得指出的是，清顾禄《清嘉录》中有名目为“冬酿酒”：
乡田人家，以草药酿酒，谓之冬酿酒，有“秋露白”“杜茅柴”“靠壁清”“竹叶清”诸名。十月造者，名“十月白”。以白面造曲，用泉水浸白米酿成者，名“三白酒”。以白面造曲，用泉水浸白米酿成者，名三白酒。其酿而未煮，旋即可饮者，名生泔酒。
不过顾禄将此条系于十月之下，并且根据条目内容来看，顾禄所指的“冬酿酒”应当是指冬天所酿之酒的统称，与冬至前后上市的冬阳酒还是有所区别的。
三、悲欢冬至
个人情感的流露是日记文献的显著特征，通过日记之眼，我们可以体察到日记主细腻的情感。冬至寓意团圆，潘钟瑞笔下常洋溢这份欣悦。如光绪十一年（1885）：
早至庄祠，冬至朝拜祖，遇见本家，各与贺喜。至菉葭巷，补贺查洽甫乡举喜，遂复北，至三松堂见叔，侍坐少时。归路顺至铁翁家，不值，遂归家。拜祖贺喜，吃冬朝饭而出。买《时宪书》一本，至养竹居购吉金拓本六十种，价洋四元。还路再进观，遇铁翁，遇辛弟带子侄辈数人游观，略坐，先行。又遇徐窳翁于途，偕至赛金阁茶叙，谈金石掌故，抵暮返馆。馆中以今夜过节，方将祀先，盖按交节气在十七之子初三刻，故以今夜为冬至夜，明朝为冬至朝，亦可。
潘钟瑞有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好交友，每逢假日必会寻友闲聊，或邀约游览各地。光绪十一年的冬至日，潘钟瑞祭祖完毕后，遂与亲朋共吃冬朝团圆饭，期间贺喜饮酒自不在话下。饭后潘钟瑞便闲不住，出门寻友茶叙，晚上返回教书的地方后，又与众人共吃冬至团圆饭，喜悦闲适之情溢于纸面。柳兆薰日记的情感则更加细腻，首先是阖家团圆的欢乐，如同治十一年（1872）：
是日戌刻交冬至节，夜间祀先，祠堂内祭已桃始迁祖以余主之，厅上祭高曾祖父四代，墀儿暨两孙拜跪襄事，祭毕散福，与松书房内饮酒絮谈，大有酣意矣。
此时柳兆薰应当是比较开心的，否则不会与人饮酒至有醉意的地步。这份欢乐很大程度上是天伦之乐，尤其是代际传承的生生不息感，尤让柳兆薰感到欢乐，前已言及，柳兆薰是祭祀时的礼节十分在意，当他发现自己的两个小孙儿都能熟练地掌握相关礼节时，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同治十二年冬至“黄昏后冬至节祀先，祠堂内祭已祧之祖，余主之，念孙襄拜跪，厅上祭高曾祖父四代，墀儿襄祀，慕孙学习礼拜，颇能数典，顾而乐之”。光绪十三年，柳兆薰的孙儿业已长大且成家立业，他又有了孙媳妇曾孙，家庭更显热闹：“夜间祀先，祠堂内灌献，余主之厅上祀四代暨二加厅上两孙赞襄，新二媳妇率小侄曾孙随同行礼，顾而乐之。祭毕，与两孙饮散福绍酒，排解自宽，亦颇酣适。”但是，幼孙的成长便意味着柳兆薰的衰老，在年复一年繁琐的祭祀仪式中，柳兆薰逐渐感到了力不从心，光绪六年冬至节：“余（柳兆薰）与念孙抡班灌献拜跪，幼者不任劳，余则腰脚虽酸，尚耐奔走。”岁序轮回，莫过如斯。
画面中老人、青年人和孩童围坐一堂，共享天伦之乐
然而，冬至又不尽然是欢愉的。在柳兆薰的笔下，最起码有两次冬至日是其不愿回想起来的悲戚经历。光绪三年年初，柳兆薰的儿子墀儿突发疾病去世，这对柳兆薰而言无疑是天降横祸，当年愁云惨雾始终笼罩着柳兆薰，每当想起亡儿更是肝肠欲断：“光绪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晚起，饭后率两孙、朱仆书房内收拾，见墀儿书桌上书籍狼戾，磨痕磨剩者未干，不觉放声大哭，继思之，事至此，无可奈何，不如置之为妙，因强自拭泪而出。”因为冬至乃是祭奠亡者的日子，这更让痛失爱子的柳兆薰悲难自抑：
下午冬节供奉祀先，二加两孙主之，祠堂合祭，厅上祭四代，余主灌献，两孙襄祀，至夜而毕。左右顾，惨失儿曹，并闻媳妇祭奠亡儿，哭声甚哀，不胜五内震悼，虽祭毕与少松饮酒，亦甚闷郁，无复如往年之欢乐矣，凄然久之而寝。
柳兆薰之子在世时，常会协助柳兆薰协理冬至祭祖事宜，光绪三年其子去世后，每逢冬至柳兆薰皆得独立处理事务，这又不免让柳兆薰触景伤心。好在其子生前已诞下两子，十年过后，柳兆薰的两个孙子也皆已长大成人，已能代替其父为祖父分忧。然而，就在光绪十三年柳兆薰喜添曾孙的次年，柳兆薰第二个孙媳妇也不幸去世，当年的冬至节也颇为凄然：
十九日。今日二孙媳神回之期，延羽士三名，念经，二鼓招魂始了事，思之凄然。
二十日。中午祀先，补行冬至节，祠堂内余主灌献，厅上祭四代，两孙襄事，尚不草率，然散福酒不能饮矣。闻老妪哭奠二孙媳，为之愀然不乐。
柳兆薰日记中关于欢愉的情感描述是细腻且不易为人所察觉的，但是当把寻常年份的描述与上述凄凄惨惨的冬至相比较时，寻常年份的那种阖家团圆却显得异常珍贵。
结 语
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得以打捞起苏州冬至日鲜活的旧影——它不仅是时序流转中的一个节气，更是一场绵延于世俗生活与情感深处的岁时仪式。苏州人对冬至的重视，远不止于“大如年”的俗谚，而是具体化为一系列庄重而温暖的实践：祀先拜祖、阖家团坐、互贺拜冬、共饮冬阳酒。这些习俗，如同一张细密的文化网络，将个体、家族与天地时序紧密相连，在岁末凛冽中铺展开一幅温情而肃穆的生活图景。
冬至日，苏州人在祭祀团圆中确认温情，也在离散与别离里黯然神伤。正是这些悲喜交织的瞬间，让那些看似平常的“冬至大如年”，显得格外宝贵而真实。总而言之，那些记载于日记中的拜贺、祭祀、宴饮与悲欢，最终都汇入了一条名为“生活”的河流，让我们看到：节日的真正力量，不仅在于其古老的形式，更在于它如何细腻地编织着一代代人的记忆、情感与归属。
参考文献：
1.柳兆薰著，李红英整理：《柳兆薰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24年。
2.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
3.潘祖荫著，蒋云柯整理：《潘祖荫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23年。
4.萧放：《冬至大如年——冬至节俗的传统意义》，《文史知识》2001年第12期。
5.顾禄：《清嘉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6.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7.蔡利民：《苏州民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8.同治《苏州府志》，清光绪九年刻本。
9.杨循吉著，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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