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关于当下3100万青少年群体的“诊断书”——梁鸿&韩冰对谈录|梁鸿|童年|诊断书|青少年|韩冰(1963年)

本期为梁鸿老师与韩冰老师的对谈整理，共同解剖当下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复杂内核，同时也是一次对我们教育观念、家庭关系和自我认知的猛烈叩问。

学者、作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她以非虚构写作深入当代中国社会肌理，其创作的“梁庄三部曲”已成为观察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经典文本，兼具深沉的田野调查与文学性的叙述。

2025年新作《要有光》历时三年，深入家庭、学校与医疗机构，采访了大量身处心理困境的青少年、家长及一线工作者。这本书源于她身为母亲的切身困惑，也源于一种记录的责任——她希望这些被隐匿的苦痛能被看见、被讨论，并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爱的本质与相处的边界。《要有光》不仅引发公众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更推动了家庭关系和教育方式的深刻反思。

《要有光》自 2025 年 9 月出版至今，已获得30 + 主流媒体深度报道，举办至少8场高规格对谈，获得多位心理专家的专业推荐，豆瓣评分9.3，成为 2025 年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品之一。

注：以上信息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部分媒体报道和对谈活动仍在持续进行中。

韩冰

心理学硕士（马来亚大学）

中国卫健委认证心理治疗师

观心实验室合伙人及技研负责人

他在青少年身心健康治疗领域拥有20年的经验，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和来访案例。专长于抑郁、焦虑、创伤及相关情绪障碍的干预。韩冰老师见过太多痛苦的家庭和孩子，近10年，韩冰已在全国各地等80个城市进行各类家庭教育、学生心理、亲子沟通、学习力提升、教师心理健康等培训讲座超过2000场。

2020年，韩冰开启线上直播（视频号：观心心理韩冰抖音号：心理韩冰），致力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的科学普及，每天高强度直播12+小时。5年间，韩冰已直播超过一千余场，全网百万粉丝，直播覆盖达2亿人次，在国内家庭教育和青少年身心健康领域深具影响力。

点击观看梁鸿与韩冰对谈视频

（视频时长1小时23分)

3100万只金丝雀：一份关于当下青少年的群体诊断书

二十世纪初，英国煤矿工人们会在下矿井时，随身携带一只金丝雀。这种鸟儿对瓦斯极其敏感，会在人类感到不适前率先出现反应——如果鸟儿停止鸣叫或瘫软，意味着井下环境已开始变得危险，工人们必须立刻撤离。

一个世纪后，另一种“金丝雀”的沉默，正在无数家庭中上演。

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十岁的轩轩在书桌前睡着了，手里还握着铅笔。

几分钟前，他母亲李薇（化名）在朋友圈发出一组九宫格，记录下轩轩放学到家，从钢琴、奥数到完成所有功课后的完整夜晚，配文是：“冲刺杯赛最后三十天，妈妈陪你一起拼。”

这条收获诸多点赞的内容，与沉沉睡去的轩轩，构成了一个看似平常的当代家庭切片。

而这个切片就是一种看似平常却寂静的预警。只不过信号不再是鸟鸣的戛然而止，而是孩子眼中希望之光在逐渐黯淡、对探索世界的兴趣骤然衰退，或是一扇不愿再打开的房门。前安定医院郑毅教授曾分享过一组数据：在6-16岁年龄段群体中，约有1.8亿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约占17.5%，全国约有3100万儿童青少年，正陷入焦虑、抑郁、行为障碍等心理健康困境。

当一只金丝雀倒下，或可视为偶然。而3100万只“金丝雀”的困境，已很难用个体的脆弱或家庭的失误来解释。

这究竟在向我们预警什么？而我们，又该如何为这口共同的“矿井”，修复通风？

这组问题，构成了学者梁鸿与青少年心理专家韩冰此次对谈的起点。

闭环生产：一间为金丝雀设定KPI的家庭“矿场”

在北京西城区某小学三年级的课后托管班，“我的梦想”分享会上，一个男孩接着举手：“我近三年的梦想是拿到PET优秀。”

轮到圆圆，这个脸颊上有小雀斑的女孩说：“我想养一只蜗牛，看它怎么爬……”

老师温和地纠正：“圆圆，梦想可以再大一点哦。”

孩子眼中一闪而过的疲惫、发现一只奇特甲虫的兴奋、对同学间某句玩笑的琢磨——这些构成「我之所以为我」的生动瞬间，在成人设定的认知框架里，成了需要被矫正的噪音。

“这是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精密运作的结果。”梁鸿说到。在高度竞争的流动社会中，孩子的价值被量化为一条清晰、可计算、可比较的指标链：

重点幼儿园→知名小学→顶尖中学→985大学→名企Offer→有房有车→体面婚姻。父母之爱，变成了一场精算学的长期投资。

“爱不再是‘因为你存在，所以我爱你’，而是‘因为你优秀/有潜力/能满足我的期待，所以我爱你’。” 韩冰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这精准应验了康德最深的道德忧虑：人永远不能仅仅是手段，而必须同时是目的。

这种错位的爱，产出的是精神上的荒寒。《要有光》中，一个孩子对家长倾诉：“你说你给我提供了家庭的温暖，但在我这里，我只感觉到一片荒寒。”

“荒寒”——梁鸿精准地捕捉到这个词。当孩子的每个行为都被赋予功能性期待，当家变成项目进度审查的现场，情感的温暖便无从生长。

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家咖啡厅，四位母亲的“月度育儿研讨会”正在进行。情报是这里的硬通货：某位奥数名师开了新班，某个国际竞赛开始报名，几所私立学校的开放日就在下月。桌上，四台亮着屏幕的iPad，分别显示着不同的择校攻略与课程表。

这像一个微缩的模型——社会用一套清晰的指标评价人，家庭按照这个标准调试“生产”流程。当优绩主义成为信仰，个人的价值便与那些可见的成就绑定：成绩、排名、名校、高薪。家庭成了这场竞争的前沿，父母们成为这套标准的践行者与承重者。

亲子关系也随之变形。它逐渐接近一种项目经理与项目的关系。而当“项目”进展未达预期，那种深层的失望与否定，父母很少明说，但在日常和孩子相处的言行中，孩子们是能感受到的：如果不够优秀，是否还值得被爱。

在这套精密运转的系统里，每个人似乎都身不由己，而那份最初只是希望孩子过得好的简单心愿，反而成了最遥远的事。

梁鸿、韩冰对谈原文引用：梁鸿：家长常常会说，都是因为社会太“卷”，自己才不得不这样。但我觉得，这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你看，有关部门每年都在出台各种减负政策，但家长反而停不下来。你绝不能说不爱孩子，他们在吃穿用度上倾其所有，但问题在于，这种爱似乎没有真正抵达孩子。我的书里就记录了一个孩子的原话，他说：“你觉得你给我提供了家庭的温暖，但在我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寒。”这句话非常残酷，家长付出了那么多，孩子感受到的却是一片荒寒。家长往往不会从这个角度想，他们觉得“我对你有要求是为了你的将来”，但结果可能是孩子生病了。韩冰：我五六年前总结过一种典型的中国家长心态。简单说就是：别人家孩子比我的聪明、好看、学习好，我一点不嫉妒；但我的孩子绝对不能比别人差。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就难以接受。这导致家长爱的往往不是孩子本人，而是自己理想中孩子的影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会愤怒地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从孩子的视角看，他们感受到的是：你爱的并不是真实的我，而是你期待中那个学习好的、听话的“我”。梁鸿：是的，这正是我们需要好好琢磨的地方——到底什么是爱？爱有没有真正抵达对方？

被围剿的童年与悬置的一代

信号儿童——在绩效网络中被编码、传输与评估的个体

深圳南山区，周日清晨七点。九岁的乐乐被闹钟叫醒，墙上贴着今日行程，从英语外教课到数学思维训练，精确到分钟。他的妈妈王颖是位会计师，她有一张Excel表格，记录着儿子每项活动的“投入产出比”：课时费、进步程度、竞赛获奖可能性。发呆、无聊、自由嬉戏——这些“无用”的时间，首先在排期表上被删除。

“当快乐本身被纳入教育计划、成为必须达成的绩效时，”韩冰指出，“快乐教育便异化为躺平教育，或另一种形式的任务。”

杭州钱江新城某高档小区，中心花园里有精致的塑胶跑道、色彩鲜艳的滑梯组合、消毒到位的沙坑。下午四点，孩子们在划定的区域里玩耍。

“城市小区的玩，不是在大自然中的探索。”梁鸿说，“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单调。”在农业时代，孩子的童年在田野中长大——时间充裕、空间广阔、关系稳定；工业时代，孩子们在街道上长大——有玩伴、有冒险、有自由时间；后工业时代，童年在课桌、屏幕前长大——时间被切割、空间被压缩、关系被阻断。

北京朝阳区某课外机构走廊，两个五年级男孩的对话简短而高效：“你这次数学考了多少？”“97，你呢？”“98。你报了几个杯赛？”“三个。你呢？”“四个。”对话结束，孩子们被家长各自领向不同的教室。

城市孩子正陷入一种结构性的孤独：竞争教育消解了合作，漫长且孤立的学习挤占了交友时间，加之城市空间的流动与社区纽带的脆弱——几重因素共同导致了伙伴关系的真空。孩子们并非不爱交往，而是被系统性地隔绝在真实、稳定的同龄联结之外。

韩冰在临床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很多孩子拥有社交技能，却缺乏交友能力。他们知道如何表现得体，却不知道如何建立深度联结。因为所有关系都带有潜在的比较和竞争性质。

梁鸿、韩冰对谈原文引用：梁鸿：我觉得这样一个孩子，其实他背后有一种被“悬置”的感觉。比如说他母亲说“你可以玩，你随便玩”。但这种“快乐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躺平教育”。它并非真正的快乐教育。快乐教育也需要引导，它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到大自然中去玩，我们去玩什么？它也需要一个相对的方法论上的东西。我们去认识矿山、认识河流，我们认识这个天地，它也需要培养一种对事物的热爱。但你知道，在城市空间里，所谓的“玩”往往只是到小区下面去，它并不是真正到大自然中去。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单调。

困于“圣职”：母亲的爱厌循环，与父亲的旁观

对谈中，梁鸿提到：“在《要有光》书中「京城」这一章，记录了一位化名为文莉的家长。她有一句话让读者非常受刺激，她说：‘我其实看不起我的孩子。’ 我当时很犹豫要不要写出来，还特意征求了她的同意。这句话非常狠，没有一个父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当她说出来时，在场所有人都被震住了。因为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内心可能也存在类似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成长，我们多多少少都会产生某种“看不起”的情绪”。

“这种黑暗并非指向文莉个人，而是指向我们作为父母的人性深处，那些我们从来不愿正视的部分。就像文莉的逻辑：我凭努力从小县城考到北京，找到了好工作，你凭什么不努力？我最看不起不努力的人。这种看似正确的道理里，却包含了一种残酷的东西”，梁鸿补充道。

韩冰的表述更为锋利：“家长爱的不是孩子本人，而是理想中孩子的影子。你爱的是那个学习好的、听话的、符合期待的我，不是真实的我，此外，我们常忽视父母内心幽暗的一面。”

韩冰引用了温尼科特的论断：“父母天生带着18种对孩子的恨。”

这不是狰狞的恶意，而是人性在压力下的复杂回响，比如母亲产后身心变化的失落感，或是当孩子表现不符合期待时无意识的愤怒与失望。

韩冰继续说道：“我接触过很多类似案例。比如，父亲若是从未经历过挫败的‘天才’或‘超理智’型家长，习惯用绝对正确的道理笼罩一切，孩子会感到巨大的压抑——我怎么做都无法超越你。这种无力感，可能让孩子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抗：既然在赛道上无法赢过你，那么彻底躺平就成了另一种超越。 我自己也有体会，我父亲是数学老师，在他的高标准下，我的数学一直被视为‘扶不上墙’，这种持续的比较与否定本身就会造成伤害”。

而父亲的普遍缺席，让整个家庭系统雪上加霜。梁鸿在调研中发现一个极端现象：我在写《要有光》这本书时，意识到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父亲在孩子的心理困境现场，出场太少了。无论是诊室、医院还是我的采访中，出现的几乎都是焦虑憔悴的母亲，这不是偶然。我在书中记录了许多孩子的原话，他们几乎都说过类似的一句：“如果我的父亲当时在，也许会好一些。”因为他们生活中几乎感受不到父亲的存在。有孩子甚至说：“我跟我爸其实挺陌生的，虽然天天见，但是没有交流。”

当母亲独自承担所有压力——工作、老人、家务、孩子的情绪——她必然会「变形」：动作变形，情绪变形，整个人的状态都是紧绷的。而父亲的参与，至少能带来两个根本性的改变：一是减轻母亲的具体负担，让她喘口气；二是解绑那种令人窒息的、过度紧密的母子共生关系，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空间。

而现实中，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家庭内部却常常陷入相互埋怨。父亲最常说的话是：“都是你惯的”，甚至补上一句：“干这一件事还干不好。” 这句话非常残酷。母亲独自承受了所有，而父亲在关键时刻却仿佛隐身了。

很多父亲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参与家庭生活太少了。今天的孩子，其实在呼唤父亲；今天的母亲，也在呼唤丈夫。改变不需要多么宏大，哪怕只是少喝一杯酒、早一点回家，哪怕只是陪孩子说几句话——行动本身，就是意义。

韩冰甚至从生物学角度提供了一个视角：“看动物世界：雄狮子在前面走，小狮子掉队了，雄狮子竟浑然不觉。母狮子发现后咆哮、把小狮子找回来。雄性动物的养育逻辑是死不了就行。但我们是人，要超越动物本能。其实昨天晚上我们直播间里，还有一个爸爸说了 20 多分钟他的变化，真的，爸爸如果反省过来了，明白了他要怎么做，他的执行力要比妈妈强很多很多很多。”

真实案例分享，来自韩冰老师直播间公开连线内容：

孩子小明（化名）曾陷入严重的心理困境，一度出现 “关门绝食” 等激烈的行为，孩子和父母关系陷入僵局，几乎无法正常沟通。

父亲走过的弯路与顿悟：父亲最初寻求过外部机构的帮助，他意识到，过去学习的碎片化知识（他称之为“道听途说”）反而有害——当家长带着一知半解的“招数”去搞定孩子时，极易“发错力”，结果“磨刀石没磨坏，把刀（孩子）给磨坏了”。他彻底明白，问题根源并非孩子有“毛病”，而在于 “全是我们教的，把他逼成那样的”。

关键转变：从“学招”到“修心”：他在观心实验室参加了一个长达6个月的《青少年同行者计划》，但初期跳过了基础的“正念”（静观）部分，直接去学后面的教育“招数”，却发现用不上，因为“没感受”。他反思：“你自己没生气过，怎么能体会孩子生气？”于是，他回头从练习正念开始，从最初“坐不住”到现在最多能静坐40多分钟，逐渐获得了内在的觉察力。这位父亲说：“搞自己太重要了，得从搞自己开始。”

投入学习的强度：这位父亲以极大的毅力投入到系统的学习中。他描述自己的学习状态：每天听课长达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关键课件反复听三五遍到十来遍，在吃饭、通勤等所有碎片时间都在听。他说，唯有这样系统性地“吃透”，才能将知识融会贯通，在生活中运用，而非在无数道理中不知所措。

孩子目前的改善：随着父亲自身状态变得稳定、包容，家庭氛围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对抗走向了和平相处，甚至能开开玩笑。最积极的信号是：孩子从紧闭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开始觉得 “家装不下他了”，流露出想向外探索的动力。父亲通过这次学习认识到，当家长不再消耗孩子的能量去彼此对抗，孩子的生命力自然会寻找向上的出口。

父亲最深的感触：整个历程让他对“爱”有了新的理解。他多次提及儿子对他的一句质问：“你还是爱的不够。” 这句话让他意识到，真正的改变始于家长自身深度的、系统的学习与修行，而非任何急于改造孩子的速成招数。

顶级配置，情感 bug：被数字环境“逆向优化”的一代人

成都某小学课后托管班，十个孩子中有七个正安静地对着平板电脑。屏幕的光映在他们专注却面无表情的小脸上。“这里很安静，很有序，却像一片情感的真空地带。”观察者记录。

韩冰分享了最近自己看的一些研究，指出一个残酷悖论：2010年后出生的一代，可能是未来二百年人类智力、情商的顶峰，却也面临情感能力退化的风险。

多项发展心理学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趋势：当屏幕活动大量取代孩子们面对面的真实游戏与交流时，他们练习和发展核心社交情感技能的机会便被剥夺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等学者的研究发现，面对屏幕时间过度会显著影响儿童解读他人情绪和非语言线索的能力。麻省理工学院的雪莉·特克尔也提出，数字交流的便捷性，可能削弱了年轻一代对包含眼神接触、即时反馈，以及深度对话的耐受性与熟练度。这些变化并非源于屏幕本身，而是当它挤占了那些定义人类联结的、充满摩擦的鲜活互动时，一场关于“如何感受他人”的隐性学习便悄然缺失了。

这不是学习能力的退化，而是人类在情感能力这一核心维度上，出现退化的危险信号。

梁鸿《要有光》中的李风，是这一代困境的缩影。家庭优渥，父母开明，但他彻底失去了上学动力。“快乐教育变成了躺平教育。”梁鸿说。韩冰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有1/3的抑郁症不是因为缺什么，而是什么都不缺时的空虚。其实这个孩子从小缺的是被看见。家长以为给了自由，实际是放任。”

问题不在于物质或机会的缺失，而在于关系中温度、接纳与真实连接的缺失。借用哲学家阿甘本的概念，他像进入了生存的「例外状态」：当所有既定规则都显得空洞时，他便悬置了一切反应。

数据将个体感受推向了严峻的公共议题层面。韩冰引用了前安定医院郑毅教授的数据：“针对6-16岁在校儿童青少年，总体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7.5%。全国约1.8亿青少年中，约3100万孩子陷入精神困境，这还是2021年公布的数据。”

在工业时代，矿工会带金丝雀下井。这种鸟对有毒气体极为敏感，会先于人类窒息，用生命发出警告。今天，这3100万孩子正如当代社会的“金丝雀”。

他们的心理困境，首先映照出的可能是社会环境的系统性失衡。将问题仅视作个体疾病来矫治，无异于只救治金丝雀却忽视矿井通风。

这场危机，叩问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排序与未来根基。

梁鸿、韩冰对谈原文引用：韩冰：为什么有些孩子会表现得特别平淡、淡漠，对什么都无所谓？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指出，2010年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可能是未来二百年人类智力与情商的顶峰。但同时，这也是一代在情感上面临独特风险的人。原因在于，他们从小就在大屏幕手机和平板的包围中长大。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需要调动脸部四万条肌肉，去识别和表达细微的表情——这是一种需要长期训练的情感能力。但如果一个孩子整天盯着屏幕，这种训练就严重缺失了。很多家长抱怨孩子“冷漠”，在生理层面可能就有迹可循：他们用于情感交流的面部肌肉与神经，因缺乏真实的互动场景，已经开始出现“退化”的迹象。

不能一棒子打死：家长也是一个有限的人

诊断清晰之后，一个尖锐的问题随之而来：谁该负责？

每当有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社会舆论便启动归责程序——家长要承担50%的责任。

韩冰在对谈中直言：“说50%，已经很给家长面子了。” 这并非为家长开脱，而是揭示一幅被歪曲的责任图景。在结构性困局中，将问题主要归咎于最末端的执行者，既不公平，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在对话中，两位老师并未提供一个确切的百分比，但他们对责任来源进行了结构性分析。孩子的心理困境，是一个由教育体制、经济结构、文化价值、城市规划、技术环境，以及家庭模式，共同构成的系统性困局。其中，家庭往往处在承受所有压力的末端。

这六个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如下：

● 教育体制：唯分数论、军备竞赛式升学、教育资源分配的焦虑。

● 经济结构：阶层固化焦虑、房价对生活的绑架、“996”工作制对家庭时间的侵蚀。

● 文化价值：单一的“成功”标准、耻感文化、面子工程。

● 城市规划：儿童友好空间的缺失、“自然缺失症”。

● 技术环境：屏幕成瘾、算法投喂、虚拟世界对真实关系的替代。

● 家庭模式：父亲缺席、母亲焦虑变形、代际创伤的传递。

家长个人实际承载的结构性责任或许仅有两成，却被社会期待和要求背负50%甚至更多的责任与道德指责。

梁鸿提出关键：“我们虽然是家长，但我们也是一个有限的人。”

家长自身往往深陷多重困境：如独生子女的孤独、应试教育的压力，被动陷入“囚徒困境”，如别人都在鸡娃，我怎能躺平。在快节奏生活中，家长自身也丧失了从容生活的能力。

它让真正的结构性矛盾隐身，将无尽的内疚、焦虑和无力感压向每一个具体的家庭，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这却是唯一的希望所在，”梁鸿分析道。因为教育体制、经济模式、城市设计、技术浪潮和文化观念，都是个人短期内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而家庭，是系统中那个最微小、也最核心的单元。在全面的困局中，家庭是唯一的支点，家长的觉醒与改变，是那根可能撬动现实的唯一杠杆。

从「被告席」到「驾驶座] ：重新校准家长的责任坐标

诊断完成，处方何在？

如果说梁鸿的工作是让“荒寒”显形，那么韩冰与观心实验室的工作，就是尝试在这片荒寒中，重新播下温暖与联结的种子。

对谈中梁鸿问韩冰，家长的问题，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核心是家长觉醒、家长改变，孩子就会变得很快。”韩冰直截了当的回答。一切协同作用的基石与催化剂，始终要落在家长自身的觉醒与转变。

如何开始转变？

韩冰提炼出七个可以立即实践的根本态度：耐心、初心、信任、不评判、不强求、接纳、放下。 这是科学正念的七个态度，也完全适用于父母与孩子相处的心智模式。

1. 耐心

意味着在反应前“停一下”。当孩子表达时，给予2-3秒的停顿，将质问转为询问，为关系修复创造第一个珍贵缝隙。

2. 初心

回归生育时最本真的愿望——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为他自己。这是所有互动的出发点。

3. 信任

去掉“你肯定”的预设性不信任，转为“我相信你会……”的表达。前者制造对抗，后者激发自律。

4. 不评判

瓦解以父母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世界”，把主体地位交还孩子。从“我觉得你应该”转为“你自己怎么看”。

5. 不强求

将“初心”贯彻于行动，放下“必须达成特定目标”的执念，允许过程自然展开。

6. 接纳

看见真实而非幻想中的孩子。爱那个符合期待的孩子容易，爱那个在别处发光的孩子才需要真正的接纳。

7. 放下

解绑令人窒息的共生关系，允许物理与心理上的适当距离。让父亲参与、母亲喘息、孩子拥有探索的自由。

“每一项都需要意识觉醒。这不是说说而已，需要训练。”梁鸿老师补充道，“真正的改变，始于家长在那些‘习焉不察’的日常瞬间，实现深刻的自我觉察，父母改变之后，家庭整个环境放松一点，舒朗一点，那可能这个孩子他是立马就感知到了。”孩子的心灵拥有惊人的感知力与适应性。当家庭氛围从高压、焦虑、评判转变为接纳、松弛与信任，干涸的情感土壤能得到最直接的滋养。

常年战斗在青少年身心健康一线的韩冰，已在这个领域深耕20年，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和现实案例。从2020年至今，5年内超千场直播，覆盖达两亿人次、韩冰总结了当代青少年普遍存在的九大心理风险，包括：沉迷手机/网络成瘾、家庭沟通困难、厌学/停止学习、情绪低落易怒、社交恐惧与适应挑战、抗压能力弱、注意力缺陷、睡眠障碍等。

对那些已经身陷在九大心理风险之中，对此毫无办法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可能需要更专业的综合诊疗。“在观心实验室获得适当支持的青少年中，3年间大概有一万多个，70-80%恢复得很好。”韩冰给出了一个带来希望的数据。

观心实验室提供的，是一套去中心化、多元协同的“系统疗愈方案”。这套方案首先重新阐释了那“50%的责任”：它并非要求家长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而是指向学习、理解与共情，其最低要求，是先做到「不唠叨、不批评指责」。

剩余的支持，则由一个多元的“支持网络”共同承担：

物理治疗：包括经颅磁刺激、光疗、迷走神经刺激、专业按摩等非药物医学手段，从神经系统层面调节平衡。精神科药物：针对中重度状况的必要医学干预。心理治疗/咨询：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与引导。支持兴趣与社交：适度放宽对手机、游戏的管理，给予自主空间；支持如二次元、cosplay等真实的兴趣爱好与同龄人社交。动物疗法：通过养宠物获得无条件的陪伴与情感慰藉。艺术表达：通过绘画、乐器、打鼓等艺术形式进行情绪的表达与疏导。

这一方案一方面承认人是复杂的，一方面承认困境是多元的，因此疗愈也必须是多维度的。

面对这些非单一，而是由社会，家庭，彼此交织的困境，观心实验室近两年在做这样一个先锋的尝试：将这套“系统支持方案”从咨询室延伸出去，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与干预深度的实体场域。

观心青少年成长基地就在这个大前提下应运而生。这个坐落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彩虹康养小镇的基地，专注于10-18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体能提升、脑健康教育与社会适应性能力提升。在这里，抽象的“系统疗愈”被转化为极其具体、可感、可量化的科学日常实践。围绕 “生理系统”、“心理系统”、“关系系统” 这三大彼此关联的系统展开，从增肌训练到健康饮食，从情绪调节到认知重塑，和大自然，动物亲密接触，再到家庭关系调整，基地试图在每一个环节上，为陷入“项目化生存”与意义感迷失的青少年，提供一次全方位的、支持性的系统重启。

如果说，梁鸿的《要有光》为无数家庭提供了认知上的“地图”，让他们看清了自己所处的迷宫，那么，韩冰与观心实验室所探索的，则是一个基于这份地图，可供休整与重新学习的“营地”。他们的工作，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在庞大的社会系统暂时难以转身时，为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和孩子，争取一片可以自由呼吸、重新生长的内部空间。

梁鸿、韩冰对谈原文引用：韩冰：只要家长觉醒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孩子还是恢复得挺快。其实核心还是家长改变，现在这三年多，就只是一对一的咨询，我们做了大概有一万多个孩子，然后我们每个月大概有1万个小时左右的咨询，百分之七八十的孩子恢复的挺好，主要是家长改变后，明显感受到孩子会变得很快。梁鸿：（家）是最亲密的关系。那种氛围的改变，对人的滋养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说，也许确实需要方案和方法，这是肯定的。但那种无形的东西，也确实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家庭，父母改变之后，整个环境放松一点、舒朗一点，那可能这个孩子他立马就感知到了。我想作为家长也能感知到——彼此的放松，彼此的畅通。成不成朋友并不重要，但我们是畅通的，是可以交流的。这个时候，这种滋养对孩子来说就特别重要。

从「看见警报」到「修复通风」：下一个文明的分水岭

随着生产力技术的进步，矿井金丝雀最终光荣退役。退役的金丝雀大多被送往鸟类保护中心或私人爱好者家中，部分功勋卓著的“老战士”被安置在矿业博物馆，成为工业安全史上的“活化石”，向公众讲述那段工业文明中一段关于预警与共生的记忆。取代它们的，是更精准的电子探测仪和更系统的通风工程——这标志着人类的风险应对，从被动预警，迈向了主动防护。

这场关于当代青少年心理困境的对谈，正呼应着这一历史进程。

梁鸿所做的，是识别出弥漫在社会与家庭中的“情感瓦斯”。在《要有光》中，她完成了一场社会扫描，揭示了家庭如何在效率与功利的驱动下，从情感联结的场所演变为规训的现场。她的工作，是让那些难以言说的伤害变得可见——正如金丝雀发现一氧化碳的存在，这是修复的第一步。

韩冰与观心实验室所代表的，则是预警之后的系统性修复。他们提供的不再是单一应对，而是一套集成了神经科学、心理学与家庭生态的“支持系统”。如同矿井中最终建成的通风管网，致力于为每个家庭和孩子，构筑一个能够自然呼吸的成长环境。

我们正在经历从“识别风险的时代”向“构建免疫系统的纪元”的过渡。

金丝雀曾以生命发出警报，而后在更完善的系统中安度余生。今天，那3100万声沉默的预警，也正逐步转化为一份清晰的“系统图纸”——它标注着通风口应开在哪里，支撑结构该如何搭建，新的生态该如何养护。

这张图纸，本身便是一缕沿着管道流入矿井的风。它很轻，却带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