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那个夏天，热浪滚滚，似乎要把柏油路都晒化了。
就在那几天，厂里接到上头通知，说是县里新上任的一把手要来咱们这国营农机厂视察。
为了迎接这尊大佛，我领着车间几百号弟兄，整整三天没怎么合眼，把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大伙儿也都换上了刚发的崭新工装，一个个看着精神抖擞。
等到车队浩浩荡荡开进厂门，我早已像根钉子一样扎在队伍最前面。
说实话，那时候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
我是个什么身份？
前年还是管着几百号人的副团长，转眼成了天天盯着流水线的车间主任。
以前手里握的是枪杆子，现在管的是扳手钳子，这中间的落差，哪怕我不说，夜深人静时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黑色轿车停稳，车门推开，走下来一个人。
这人穿得极素净，没有半点官架子。
我正打算迈步上前汇报工作，两条腿的肌肉记忆比脑子快，脚跟“啪”地一碰，右手顺势就要往额边送——可举到一半，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了。
那只手就那么尴尬地挂在半空，收也不是，举也不是。
因为眼前这位所谓的“新县长”，那张脸我熟得不能再熟。
她是李华。
倒退几年在部队，她是我手下的兵，我是她的顶头上司。
这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时间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
要是能穿越回1993年那个节骨眼，你会明白，这不仅仅是咱们两个老熟人的尴尬，更是那个大时代缩影下的真实碰撞。
那阵子，全中国都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上面喊着搞市场经济，下面忙着砸铁饭碗。
我们这帮穿了半辈子军装的老粗，猛地被推进了这股洪流。
有人如鱼得水，成了时代的宠儿；有人呛了几口水，甚至直接沉了底。
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一道没得选的必答题。
这题没标准答案，不管你怎么选，都得掉层皮。
咱们还是说回那个僵在半空的敬礼。
李华眼神极好，一眼就看到了我。
虽然岁月在她眼角眉梢刻了些风霜，但那双眼睛依旧像鹰一样锐利。
她明显愣了一下，随即嘴角扯出一个弧度，主动把手伸了过来。
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把那不伦不类的敬礼动作撤了，换成了双手紧握。
两双手碰到一起，那一层无形的玻璃墙碎了。
哪怕谁都没开口，但眼神一碰，彼此心里都透亮：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友，有些骨子里的东西，变不了。
李华在车间里转了一圈，问产能、问技改、问大伙儿的福利。
问题一个个像连珠炮，全是干货，没半点虚头巴脑。
我在旁边一边应答，心里一边暗自感慨：这丫头，当年那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是一点没丢。
这会儿，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部队那段日子。
想当年，我是副团，她是班长。
论级别，我甩她好几条街。
但在那个年代的军营里，有些兵你是不得不竖大拇指的。
李华就是这种硬茬子。
有两档子事，哪怕过了这一二十年，还在我脑子里转悠。
头一桩是夜间急行军。
那叫一个苦，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脚底下全是烂泥塘。
那次任务要求极严：全副武装，几十公里山路，必须全员按时到达。
她班里有个小战士把脚扭了，脚脖子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
换作旁人，这时候打报告请求收容车接走，一点都不丢人。
可李华这倔驴怎么干的？
她压根没吭声。
找了几根树杈和绑腿做了个简易担架，硬是跟另一个战友轮换着，把那个伤员一步步抬到了终点。
几十公里山路啊，她一个女兵，愣是咬着牙一声没哼。
第二桩是抗洪抢险。
洪水退去后，那淤泥深得能把人陷进去。
为了堵决口，她带着班里的兵冲在最前头。
任务结束跟我汇报时，她手底下那帮小伙子累得站都站不稳，只有她，腰杆挺得像标枪一样直。
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姑娘身上有股子狠劲。
这股劲，将来准能成大事。
可话说回来，这还是解不开那个心结：凭啥到了1993年，她成了县太爷，我成了车间头头？
这里头的门道，其实是两笔完全不同的账。
当你把那身军装脱下来的瞬间，社会摆在你面前的路就那么窄窄几条。
第一条路：求个安稳。
回老家，进国企，端起那个看起来摔不破的饭碗。
这也是绝大伙儿的选择。
第二条路：求个变数。
去死磕书本，去考学，去没人稀罕去的基层衙门里熬油。
我挑了头一条。
理由很实在，家里老娘得伺候，我又是副团级转业，论资历论级别，回县里进个万人大厂，那是顺水推舟的事。
日子过得安逸，有人捧着，脸上有光。
李华走了第二条道。
她转业没急着找下家，而是扭头钻进了考场。
那时候虽说都在喊“知识就是力量”，可在很多老兵油子眼里，这时候去读书那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读出来都多大岁数了？
黄花菜都凉了。
可她偏偏就去了。
毕了业一头扎进机关，从跑腿打杂干起。
93年那会儿，官场还是爷们儿的天下，一个女同志，又是从部队这种“大老粗”堆里出来的，想混出个名堂，那比登天还难。
有人嚼舌根说她有后台，我压根不信。
我知道她是啥样人。
她在仕途上碰到的那些墙——性别歧视、学历偏见、勾心斗角——对她来说，无非就是另一场“夜间急行军”。
她是用当年抬担架的那股子死磕劲，硬生生在官场杀出了一条血路。
那天检查完了，李华在我办公室坐了一小会儿。
咱俩都没多话，只是互相点了点头。
这一个点头，里头藏着千言万语。
那是对过往岁月的敬礼，也是对如今身份的和解。
送走她之后，我一个人闷在办公室，抽了半宿的烟。
不瞒你说，刚开始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论资排辈，我哪点不比她强？
怎么一眨眼功夫，天地倒悬了呢？
等到第三根烟屁股掐灭，我心里那笔账算清楚了。
这世上哪有白捡的便宜。
她能坐上县长的位子，是因为她敢在这个大变局里，把自己彻底清零。
她没把自己当功臣，而是当个新兵蛋子，从头学起，从头闯起。
她没家累，所以敢破釜沉舟。
我呢？
我图的是安稳，图的是照顾老娘，图的是大厂的遮风挡雨。
既然求了稳，就别眼红人家的险中求胜。
再说了，我在厂里就真输了吗？
刚来这儿那会儿，车间乱得跟菜市场似的。
工人上班嗑瓜子、打扑克，产量低得没眼看。
厂领导没招了，才把我这个“冷面阎王”调过来镇场子。
我用的啥招？
还是部队那一套。
立规矩、明赏罚、抓作风。
谁干得漂亮发票子，谁磨洋工扣票子。
这在当时那帮端惯了铁饭碗的大爷们看来，简直就是“法西斯”。
但我硬是顶住了，把产量拉上去了，大伙儿腰包也鼓了。
厂领导服气，工人们也开始听招呼。
这也是一种本事。
李华是在县里的大棋盘上落子，我是在车间的小棋盘上布局。
虽然地盘不一样，但咱俩用的兵法是一路货色——那是部队教给我们的：纪律、担当、要把事干成的死理。
想通了这一层，心里那个疙瘩彻底解开了。
那天之后，我在厂里干得更带劲了。
既然她是好样的，我也不能当孬种。
我开始琢磨引进新机器，琢磨跟外面的厂子搞联营。
我没再把这儿当个养老窝，而是当成了我的新阵地。
那个夏天，成了我这辈子的分水岭。
过了几年，听说李华又高升了，去了市里。
我一点都不意外。
她那种人，天生就属于大场面。
而我，后来带着厂子搞得风生水起，年年拿先进，还评了个县里的模范。
你要问我，1993年的那次见面到底算个啥？
我会告诉你，那是一次迟到的“点名”。
那个站在车门前准备敬礼的刹那，其实是两个时代的交接棒。
以前那个副团长，在那一刻才算真正“退役”了；而一个新的、在这个市场经济大潮里扑腾的车间主任，正式“上岗”了。
我们都变了，名头变了，位子变了。
但有些东西，比如那夜行军时不抛弃战友的担当，比如那面对烂泥塘不低头的硬骨头，早就融进血脉里了。
这才是我们这代军人，留给那个激荡年代最硬气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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