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蒙古学在西方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
相关的 研究学者有O·拉铁摩尔，B·科诺利，R·鲁潘，J·弗里太斯等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19-20世纪上半叶蒙古复杂而矛盾的历史，并认为蒙古民族主义和国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国和中国的影响所决定的。
而分歧仅在于，一部分作者(G·弗里太斯，鲍登，O·拉铁摩尔等人)认为，对于蒙古民族意识和国家制度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中国,而其他人则把苏联在外蒙古的活动看成蒙古的主要敌人。
在西方研究蒙古问题的学者当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 的是O·拉铁摩尔，拉铁摩尔可以说是西方学界研究蒙古问题的泰斗级人物，其 "YиrepH-Шlvepи6epr P中.，又译作温格恩、温甘伦、恩琴。
英美学界蒙古学研究的另一外代表G·弗里太斯在其专著《外蒙和它的国际地位》中，强调指出了1921-1945年间外蒙古国际地位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按照作者的意见，类似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侵略”政策，不承认蒙古国家和它的主权，而且在于苏俄政策的双重性，苏俄一方面支持蒙古，在1921年双方协定中承认蒙古主权，另一方面在1924年5月31日的苏中协定中又肯定中国对外蒙的权力。”英国蒙古学专家鲍登教授在《蒙古现代史》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对蒙古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看法，“1911-1921年期间蒙古经历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反对中国统治的民族革命，第二次则是受苏俄十月革命影响并在布尔什维克人监督下进行的。”
20世纪60-80年代，A·鲁潘、G·墨非、A·桑德尔斯等研究人员提出了蒙古作为苏联仆从国的“仆 从主义理论”‘，大多数西方蒙古学专家都坚持这一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也开始使用俄国解密档案来研究蒙古问题。
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出众的是中国旅美学者刘晓原教授，其在2006年出版了关于蒙古问题的英文专著”，该书论述了1911至1950年关于蒙古问题的复杂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论及的蒙古问题范围囊括了内蒙古和外蒙古两个地域，对于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外蒙古几次独立运动以及内蒙古自治运动作者均有涉及，作者视野宽广，将蒙古问题置于不同时段的国际和中国国内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涉及了苏俄对蒙政策、世界革命与蒙古民族革命、蒙古党派内部斗争、莫斯科对内蒙古的战略、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国民 政府的对蒙古问题的行政努力、美国与蒙古等方面的内容，多探讨，给笔者研究视角上以诸多启迪。
十年之后，刘晓原在香港出版了其最新 专著《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论及了“蒙古问题”，其中作者在第六章主要阐述了美国在中国内战(1945-1949)时期对待蒙古问题尤其是内蒙古问题的政策问题，作者认为，美国在这一时期深度卷入了内蒙古问题，苏联坚持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同时，也是对中国拥有内蒙古主权的支持。
一直到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以前，美国在中国抗衡苏联的政策不能不以维护中国政府主权为出发点……美国政府对于内蒙自治的冷漠态度，使内蒙古的任何分离运动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利的国际环境。第七章则重点关注了1950年新中国和苏联谈判中的外蒙古问题，认为外蒙古问题是中共执政之后中苏关系中出现的第一道裂痕，同时作者也指出，在后来日渐恶化的中苏关系中蒙古作为缓冲区的作用也日益凸显，1960年代以后蒙古更是在中、美、苏之间的 三角关系中一直是“中苏力量平衡的一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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