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赵 编辑|赵赵
皇帝睡觉有人盯着。 吃饭有人记。骂人也不放过。 甚至和大臣密室商议，一字不漏全上史册。更离谱的是，皇帝本人还不能翻看。 这套延续数千年的制度，让权臣惊惧，让暴君胆寒。为此，齐国一家四兄弟前仆后继被杀。 他们到底在守护什么？
"君举必书"：史官手中那支比刀还锋利的笔
你能想象吗？从周朝开始，中国的帝王身边就站着一群"人形记录仪"。
这群人叫做史官。他们的工作只有一个字：记。 皇帝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包括发火骂人、宠幸后妃，全部白纸黑字写下来。这套制度有个名字，叫"君举必书"。
《周礼》记载，周朝设有"五史"：太史、内史、小史、外史、御史，各司其职。其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皇帝开口说的话归左史管，皇帝的行为举止归右史管。两个人同时在场，互相印证，谁也别想作假。
更绝的是记录规则。 按照制度，史官写下的东西被称为"起居注"，皇帝生前是不能翻看的。这份记录要一直封存，等皇帝驾崩后，才会被后人整理成实录和正史。也就是说，皇帝这辈子做过什么，自己说了不算，全凭史官那支笔。
这支笔的分量有多重？《汉书·艺文志》里有句话讲得很清楚："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翻译过来就是：正因为什么都要被记下来，皇帝才会收敛，不敢胡来。
史官的权力，某种程度上比宰相还大。 宰相只能管活人，史官却能管生死。你活着的时候他记，你死后他盖棺定论。 唐朝名臣韦安石说过一句话，让人后背发凉："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
换句话说，史官手里的笔，就是悬在帝王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用命守护真相：那些以死殉职的史官们
制度是制度，关键还得有人敢执行。 在中国历史上，真有这么一群硬骨头，宁死也不改一个字。
公元前548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国君齐庄公跟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被崔杼设计杀死。崔杼随后把持朝政，自封相国。按理说，弑君是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大罪，但崔杼不想留下这个污点。
他找到齐国太史，命令他把国君之死记成"因病暴毙"。太史伯拒绝了。 他在竹简上写下五个字："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当场杀了他。
接下来的事，令人震撼。 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继任史官，写的还是那五个字。杀。三弟太史叔继任，依然如故。 杀。
轮到最小的弟弟太史季了。 崔杼把他叫来，威胁道："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难道不怕？改一个字，我就放你活命。"
太史季的回答至今让人热血沸腾："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事，天下人迟早会知道，我就算不写，也掩盖不了你弑君的罪行，反而会成为千古笑柄。"
崔杼沉默了。 他发现，杀一个史官，还会有下一个；杀光齐国的史官，还有其他诸侯国的史官。最终，他选择放手。
更戏剧性的是，太史季走出崔杼府邸时，迎面碰上了南史氏。南史氏是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的人，听说太史一家都被杀了，担心这段历史被抹去，特意带着竹简赶来，准备接着写。
这就是"在齐太史简"的故事。 南宋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专门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将其视为天地正气的化身。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晋国。 公元前607年，晋国权臣赵盾被国君晋灵公追杀，被迫出逃。他的族弟赵穿趁机杀死了晋灵公。赵盾闻讯返回，继续执政。
史官董狐在史册上写下："赵盾弑其君。"
赵盾不服："杀国君的是赵穿，跟我有什么关系？"
董狐的回答堪称教科书级别："你身为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回来也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弑君，还能是谁？"
赵盾无言以对。 孔子后来评价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意思是：这是一位真正的好史官，写东西绝不隐瞒。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在那个年代，史官的笔比命还重要。他们不是在记录历史，他们是在用生命捍卫真相。
密室里的谈话，史官是怎么知道的？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 那些皇帝和大臣在密室里说的悄悄话，史官又不在场，怎么记得一字不差？
这个问题，其实古人早就考虑过了。 史书上那些绘声绘色的密谈记录，来源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第一种情况：史官确实在场。
别以为"密谈"就真的只有两个人。在唐朝，制度规定得很清楚：只要皇帝和宰相议事，旁边必须有起居郎执笔记录。唐太宗时期，"太宗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 这些记录后来成为《贞观政要》的重要素材。
第二种情况：当事人主动泄露。
司马迁写《史记》时，韩信和蒯通的密谈内容从何而来？答案是蒯通自己写的。 根据《汉书·艺文志》，蒯通著有《蒯子》一书，专门记录自己的游说经历。那些私密对话，就是他主动公开的。
第三种情况：采访亲历者或后人。
司马迁写鸿门宴时，自己当然不在现场。但他采访了樊哙的后人，所以才能把樊哙闯帐、大口吃肉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在后辈面前吹嘘当年的光辉事迹，这些素材被史官一一收集。
第四种情况：案件审理记录。
很多"密谋"之所以被记录，是因为事后东窗事发，供词全部留档。比如韩信和陈豨的密谈，后来陈豨造反被镇压，手下将领被刘邦重金收买，为了开脱罪责，把所有对话都招供了。司马迁只需要调阅档案，就能还原现场。
第五种情况：史官合理推断。
实话实说，有些对话确实是史官根据情境"脑补"的。比如战前对阵、将帅喊话，不可能有人在旁边记录。但史官会根据人物性格、历史背景和事件结果，做出合理推演。 这种手法，和今天写非虚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
总结起来，史书上的"密谈"记录，大多有据可查。 纯粹瞎编的情况很少，因为一旦被揭穿，史官的信誉就毁了。这也是中国史书能够传承数千年、被后人基本信任的原因。
史官制度虽然严密，但并非铁板一块。 历史上，确实有帝王打破规矩，强行干预史书记载。
第一个大规模这么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兄逼父，这块心病伴随了他一生。他既担心社会舆论，更怕史官秉笔直书，招致后世唾骂。
按照传统，皇帝不能翻看起居注。 但李世民偏要看。他找到负责记录的褚遂良，说想看看自己的言行记录。
褚遂良回答得很硬气："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意思是：我的职责就是记录，您做的好事坏事，我都得写下来。
黄门侍郎刘洎在旁边补刀："就算褚遂良不写，天下人也会记在心里。"
李世民没有发作，反而表现得很开明。 他说自己做事有三条原则：以史为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言下之意：我是好皇帝，史官尽管写。
但实际上呢？ 贞观十四年，房玄龄等人奉命编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李世民看过之后，要求重写。 最终版本里，太原起兵的首功被归到李世民名下，李建成被写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的纨绔子弟。玄武门之变也被美化成"不得已而为之"。
宋朝司马光后来写《资治通鉴》时，忍不住感叹："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翻译过来就是：这些记载，恐怕有水分。
李世民开了这个头，后面的皇帝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宋太宗赵光义把自己加进陈桥兵变的拥戴队伍，宋真宗更是把父亲改成了拥戴的主角。皇帝们发现，只要控制住史官，历史就可以随意打扮。
但好在，中国有一条铁律：后朝修前朝史。 当朝皇帝再怎么篡改，也只能改当代的记录。等到下一个朝代，新的史官会通过民间资料、野史笔记、其他文献，重新还原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知道李世民杀兄、赵光义"烛影斧声"的原因。 历史的真相，也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从夏商到明清，史官制度延续了三千多年。 这套制度的核心，不是记录本身，而是对权力的约束。皇帝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写进史书，自然会有所收敛。
文天祥说得好："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当生死存亡的时刻到来，人的气节才会显现，而这一切，终将被写进青史。
那些用生命守护真相的史官们，他们守护的不仅是几行文字，更是整个民族的记忆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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