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变天了，你还惦记那几块大洋？”
1949年5月，上海的空气里不仅是火药味，全是焦躁的恐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里，平时耀武扬威的特务们，这会儿正忙着烧文件、抢金条，准备卷铺盖跑路。
可就在这一片兵荒马乱里，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死死堵在主任办公室门口，哭得梨花带雨，非要让领导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给结了。
那个特务主任气得直拍桌子，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共军的大炮都快轰到家门口了，这帮难民都要挤爆码头了，这姑娘脑子里竟然只有那几块钱薪水？
他看着眼前这个只知道买衣服、看电影的“傻白甜”，无奈地摇了摇头，心里大概在想：这女人啊，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笨得无可救药。
01
这事儿要说起来，还得回到1947年。那会儿的上海滩，表皮上看着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其实底下早就烂透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那叫一个烂，烂到什么程度呢？烂到了连招人这事儿，都跟菜市场买菜一样随便。
在上海福州路有一家叫“四如春”的点心店，那地儿在当时可是个热闹去处，生煎馒头做得那叫一绝。有一天，正好赶上饭点，店里人声鼎沸。稽查处的一个女打字员，大家都管她叫“董小姐”，正跟那儿吃着生煎，一边吃一边跟对面的闺蜜倒苦水。
吐槽啥？吐槽国民党特务机关工资低、名声臭，说出去都嫌丢人，还不如去洋行当打字员赚得多，日子过得也体面。董小姐那一脸的嫌弃，恨不得立马把身上的制服给扒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坐在她对面的“闺蜜”，其实身份不简单，是我党的情报人员周月英，化名周明。周月英一听这话，筷子里的生煎差点没掉下来，眼睛都亮了：你们不想干？我们想干啊！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是肉馅的。
周月英脑子转得飞快，立马就玩了一手“偷梁换柱”。她压低了声音跟董小姐说，正好自己想换个清闲点的工作，哪怕名声不好听也认了，要不咱俩换换？
就这么着，一场在今天看来简直离谱到家的“职场交接”发生了。国民党的核心要害部门，竟然连个背景调查都不做，甚至连档案都懒得细查，直接就让人顶了岗。这操作，放在现在的职场小说里都不敢这么写，可它就是那个年代真实的荒诞剧。
更绝的是，这董小姐一走，还引发了连锁反应。稽查处里另外三个嫌工资低的打字员一看，哎呦，董小姐去洋行享福了？不行，我们也得走。周月英一看，这机会千载难逢啊，干脆来个“团购”吧。
于是，周月英赶紧联系了上级陈来生。没过多久，赵幼芷、付亚娟、柳茂才，这三位经过严格训练的红色特工，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像是走亲戚一样，走进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大门。
这也太讽刺了，蒋介石天天在南京喊着要“防共、反共”，又是搞保甲连坐，又是搞白色恐怖，结果自家的特务窝子，被人家几盘生煎馒头就给端了。你说这帮特务要是知道真相，估计得把那家点心店的门槛给啃了。
02
进了狼窝，赵幼芷的任务只有一个：演戏。而且得演一出大戏。
她给自己立的人设，是一个标准的“上海滩大小姐”。这位1923年出生的姑娘，其实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一肚子的墨水，但在稽查处，她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草包”。
每天上班，赵幼芷讨论的不是文件内容，而是哪家百货公司上了新款的旗袍，哪种口红颜色最显白，哪部好莱坞电影男主角最帅。工作时，她故意表现得对政治一窍不通，甚至有点厌恶。
如果有同事在她面前谈论抓捕行动或者审讯犯人，她就立马捂着耳朵，一脸嫌弃地叫唤，让他们别说这些打打杀杀的，吓死人了，晦气死了，回头晚上该做噩梦了。
这招“装傻充愣”简直是神技，直接击中了那帮国民党男特务的软肋。
在那个尔虞我诈的环境里，特务们互相防备，谁都不信谁，连上厕所都得防着背后有人打黑枪。但对于赵幼芷，他们是一百个放心。为什么？因为在他们那充满男性沙文主义的眼里，这就个没脑子的花瓶，除了吃喝玩乐啥也不懂，这种人能有什么坏心眼？
结果呢？
那些写着绝密字样的抓捕名单、城防地图，甚至是特务头子的私人信件，都大摇大摆地放到了赵幼芷的办公桌上。特务们心想：反正她也看不懂，让她打字最安全，比那些看似精明的男下属可靠多了。
他们哪里知道，这个每天涂脂抹粉、哼着流行歌曲的“三小姐”，脑子里自带一部高精度的照相机。
每一份经过她手的文件，每一个提到的人名，每一个行动的时间，都被她死死刻在了脑海里。她就像一台精密的扫描仪，白天在办公室里“混日子”，晚上就把这些情报整理出来。
然后，这些情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源源不断地飞到了陈来生的情报小组手里。
国民党的抓捕行动常常扑空，共党的人就像长了天眼一样，总能提前一步转移。特务们抓破脑袋也想不通是哪里漏了风，他们怀疑东怀疑西，甚至互相搞内部审查，把几个无辜的小特务打得半死，就是从来没怀疑过那个正在对着镜子涂指甲油的“笨姑娘”。
你说这事儿闹的，那帮特务还在那儿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用人得当，找了个老实听话的打字员，殊不知自己已经在给别人打工了。
03
但演戏，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候这代价是撕心裂肺的痛，是把心放在油锅里煎。
1948年5月14日，这对赵幼芷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汤景延，被捕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铁骨铮铮的汉子，在狱中受尽了折磨。老虎凳、辣椒水、电刑，国民党那套惨无人道的刑罚都在他身上过了一遍，可他愣是一个字都没吐，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行刑那天，赵幼芷就在现场。
她必须在。作为稽查处的工作人员，这种“杀鸡儆猴”的场面，她得去“观摩”，这是规矩，也是对她这种“小白兔”的一种变态的心理测试。
刑场上，阴风阵阵，空气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刽子手拿着针管，想给汤景延注射吗啡。这不是仁慈，是怕他在行刑前喊口号，怕他的声音唤醒更多的人。
汤景延一把推开针头，那个动作充满了力量和蔑视，他大笑着对那帮特务说，为了革命，老子什么苦没吃过？还要你这点药水？留着给你们自己送终吧！
那一刻，赵幼芷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位满身伤痕却依然挺立如松的战友，心脏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疼得没法呼吸。那是她的战友，是她的同志，是她在无数个深夜里仰望的英雄啊！
枪声响起的瞬间，鲜血染红了土地。
赵幼芷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肉里，鲜血顺着手心流下来。但她能哭吗？不能。她不仅不能哭，还得演，还得把这出戏演到极致。
她捂着眼睛，尖叫着躲到旁边一个特务身后，浑身发抖，嘴里带着哭腔喊着，吓死人了！怎么这么残忍啊！我不看了，我要回家找妈妈！
周围的特务们看着她这副“没出息”的样子，哄堂大笑。他们指着赵幼芷，嘲笑说到底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见点血就吓成这样，以后这种场面还是少让她来，别真给吓傻了。
谁也没看到，在那双捂着眼睛的手掌下面，赵幼芷的眼泪是流进心里的。每一滴眼泪都是滚烫的岩浆，烧灼着她的五脏六腑。她把这份血海深仇，咬碎了牙吞进肚子里，连着血水一起咽下去。
从那天起，这个“傻白甜”的大小姐，眼神深处多了一层谁也看不懂的寒光。她变得更“爱钱”了，更“爱玩”了，因为她知道，只有把自己藏得更深，才能给敌人更狠的一刀。
04
时间到了1949年，大局已定，国民党的大势已去。
上海滩乱成了一锅粥。金圆券贬值得比草纸还快，早上还能买袋米，晚上连盒火柴都买不到了。街上全是游行的学生、罢工的工人，还有拖家带口准备逃难的难民。
稽查处里也是一片狼藉，平时人五人六的特务们，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忙着把抢来的金条缝在内裤里，有的忙着把罪证塞进火炉里烧掉，满屋子都是烧纸的焦糊味。
这时候，赵幼芷的上线陈来生发来紧急指令：立即撤退，安全第一。
这时候撤退，合情合理。潜伏了这么久，情报送了无数，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何况这时候特务们杀红了眼，为了掩盖罪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稍有不慎就是杀身之祸。
但赵幼芷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走。
她跟组织汇报，说现在是敌人最乱的时候，也是情报最有价值的时候。国民党要跑，他们会把卷宗运到哪去？潜伏名单藏在哪里？破坏计划是什么？这些只有留在核心部门才能知道。她得盯着他们，看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
可是，怎么留下来才不突兀呢？大家都想着跑，你一个平时胆小怕事的大小姐非要留下来，这不是明摆着有问题吗？
赵幼芷再次祭出了她的“人设大法”——贪财。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当别的同事都忙着逃命、忙着销毁罪证的时候，赵幼芷天天堵着领导的门要工资。
她拉着主任的袖子不撒手，哭诉说自己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房东都要赶人了；又说本来想买的那件大衣涨价了，现在的工资根本不够花；还撒泼打滚说不管外面打不打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给钱她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特务主任看着这个“要钱不要命”的女人，简直无语到了极点。他心里肯定在骂：这女的是穷疯了吗？共军都要进城了，这大清朝都要亡了（比喻），她还在这儿算计那几块注定要变成废纸的袁大头？
但也正因为这种“荒唐”，彻底打消了敌人的疑虑。
在他们看来，共党特工那都是视死如归的，都是有大情怀的，哪有这种为了几块钱撒泼打滚、毫无廉耻的？这分明就是个没心没肺、目光短浅的蠢女人嘛！这种人要是共党，那母猪都能上树了。
就这么着，赵幼芷在特务窝里钉到了最后一秒。
她冷眼看着这帮人像丧家之犬一样打包、销毁、逃窜。每一个细节，每一条逃跑路线，每一个潜伏下来的特务名单，都被她默默记下。
直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当解放军的卡车开进城，满街红旗招展的时候，赵幼芷脱下那身时髦的旗袍，洗掉了脸上的脂粉，换上了朴素的列宁装，站在了阳光下。
那时候，那些还没来得及跑远的特务如果回头看一眼，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他们以为的“傻白甜”，其实是送他们下地狱的黑白无常。
05
后来，赵幼芷嫁给了同为地下党战友的陈关通。
这两口子，一个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情报组长，一个是深入虎穴、在狼群里跳舞的孤胆英雄。按理说，这经历够吹一辈子牛了吧？放在现在，那怎么也得写本自传，到处去做做报告吧？
可人家偏不。
建国后，赵幼芷去了上海公安部门工作，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对于当年的那些惊心动魄，她只字不提。
她在单位里从不摆架子，对谁都客客气气的。回家了就是个贤妻良母，操持家务，教育子女。连她的儿女都不知道，自己那个慈祥的、说话轻声细语、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妈妈，当年竟然是在刀尖上跳舞的王牌特工，是让国民党特务机关闻风丧胆的“三小姐”。
直到90年代，有研究历史的人在整理档案时，才惊讶地发现了这段尘封的往事。有人找上门，想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说这剧情比好莱坞大片还精彩。
老太太摇了摇头，拒绝了。她淡淡地说，那些事都过去了，没什么好提的，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自己这点事儿算什么呢？
2009年，一部叫《潜伏》的电视剧火遍了大江南北，大家都对余则成、翠平津津乐道。当时有人就想让赵幼芷看一看这部电视剧，问问她像不像当年的生活。
赵幼芷看了几集，最后给出了一个特别平静的评价。她说，故事编得挺好，演员演得也不错，但离现实的残酷还差得很远。
是啊，电视剧里还有NG重来的机会，剧本里还有编剧给的主角光环。可当年的赵幼芷，只要说错一个字，只要那个眼神露出一丝破绽，甚至只要那次在刑场上多流了一滴泪，结局就是万劫不复，就是汤景延那样的下场。
那个在稽查处门口撒泼要工资的背影，大概是那个时代最精彩，也最让人心疼的演技了。她演活了一个贪财的俗人，却守住了一个战士最高贵的灵魂。
赵幼芷的老伴陈关通早在2002年就走了。
留下老太太一个人，守着满屋子的回忆。
你说这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那些当年卷着金条跑路的特务们，在台湾也就是苟延残喘，一辈子活在担惊受怕里，死后连个落叶归根都难。
而赵幼芷呢，虽然一辈子清贫，但她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看着这盛世繁华，心里是踏实的。
这大概就是最大的报应，也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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