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931年前后的那个寒冬，安徽巢县一条甚至连名字都快被人忘掉的破巷子里，上演了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戏。
一辆黑得发亮的轿车猛地刹在巷子口。
车门一开，走下来一位满身贵气的“大老板”，手里拎着精致的皮包，整理了一下衣领，迈着方步直奔一户快要塌了的农家院子。
院里有个小丫头正踢土玩，猛一抬头瞧见这么个气势汹汹的男人，那一瞬间，好奇心压根没冒头，剩下的全是害怕。
她调头就往屋里钻，一边跑一边带着哭腔嗓子大吼：
“爷爷！
快躲起来！
那个讨债的又上门了！”
这一嗓子尖锐得很，直接把刚跨进门槛的男人钉在了原地。
这不仅仅是因为被人当成了催命鬼，更要命的是，那个把他当洪水猛兽的小丫头，是他的亲骨肉。
而他，正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盼星星盼月亮才盼回来的顶梁柱——李克农。
这画面，恐怕是那个年月最让人心酸的黑色幽默了：大名鼎鼎的“特工之王”，红色战线上的顶级猎手，好不容易回趟家，面临的局面比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潜伏还要让人下不来台。
外表光鲜得像个上海滩大亨，兜里却掏不出一块能给老父亲买米的袁大头。
这笔糊涂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
若是不懂里头的门道，光看这架势，任谁都得骂李克农一句没良心。
瞧瞧他这身行头：西装笔挺，专车接送，皮包油光锃亮，举手投足间全是那时候“上等人”的派头。
再回头瞅瞅这个家：墙皮都掉没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甚至还得靠借债买米下锅。
在那兵荒马乱的世道，没钱就等于要把命交出去。
一家老小为了活命，借钱是常事，可还钱的日子却遥遥无期。
李克农进屋后，那一阵客套的寒暄根本盖不住满屋子的穷酸气。
临走的时候，最扎心的一幕来了。
老父亲把他送出门，浑浊的眼睛盯着儿子这一身富贵皮囊，终于没忍住，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子哀求：
“儿啊，你这回回来，能不能给家里留点钱？”
老人的算盘打得很实在：你在外头混得风生水起，家里锅都快揭不开了，哪怕手指缝里漏一点，也够全家老小喘口气的。
这会儿，摆在李克农面前的路其实只有两条。
第一条，掏钱。
哪怕身上没现大洋，把手腕上的表撸下来，或者把那身高档西装当了，再不济挪用一点随身带着的公款，都能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第二条，硬扛。
硬着头皮认下这个“空壳大款”的名头，让老爹心寒，让闺女接着过那种听见敲门声就发抖的日子。
换做旁人，看着老父亲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八成会选第一条，哪怕砸锅卖铁也得凑点。
可李克农偏偏选了第二条。
一个子儿都没给。
不是不想掏，是真掏不出来。
这里头藏着一本极其残酷的“职业账本”。
李克农那时候明面上的身份，是打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股长”。
在上海滩那种吃人的名利场，还得在特务堆里打滚，这身行头就是他的防弹衣。
这套西装，那辆车，甚至手里的皮包，在特工的生存逻辑里，压根不是私产，而是“武器”。
就像战士手里的步枪、战壕前的铁丝网一样，那是组织发给他用来晃瞎敌人狗眼的道具。
要是他把这些家伙什变卖了贴补家用，这就不仅仅是犯纪律的事儿了，简直是在自毁长城。
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特务股长，在上海滩那种地方，活不过三天。
于是，他只能强忍着心里的酸楚，眼睁睁看着父亲眼里的光灭下去。
他兜里确实比脸还干净，所有的风光都是演给敌人看的，而所有的穷困和误解，却只能留给最亲近的家里人。
这种近乎“绝情”的决定，到底值不值？
要是光算家里这笔账，那是赔得底掉。
亏欠了爹娘，亏欠了闺女，甚至连“父亲”这层身份都快保不住了——闺女压根不认他，只当他是个可怕的讨债鬼。
可要是把账本翻个面，看看如果不这么干会是个什么下场，你就能明白李克农这种“职业性冷酷”到底有多关键。
就在李克农这回探亲前后脚的功夫，上海那边出了个捅破天的大篓子。
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抓，紧接着就叛变了。
这顾顺章可不是一般的虾兵蟹将，他脑子里装着中共中央在上海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领导人住哪、怎么联络、行动规律，他门儿清。
一旦顾顺章把嘴张开，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会面临灭顶之灾，搞不好会被人家一锅端。
就在这节骨眼上，李克农那身“光鲜亮丽的行头”和平日里苦心经营的“阔绰人设”救了命。
正因为他潜伏得够深，正因为他看起来太像“自己人”了，当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传到国民党内部时，李克农是头一波拿到情报的人。
那是一场跟阎王爷抢时间的生死赛跑。
李克农没敢耽搁半秒钟，利用自己身份的便利，火速把这份要命的情报送了出去。
后头的事儿，那是惊心动魄。
就在敌人动手的最后关头，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迅速转移，机关紧急搬家，切断了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线索。
等国民党的抓捕队像饿狼一样扑向一个个秘密据点时，除了空荡荡的屋子和一地灰尘，连个人影都没抓着。
这笔账要是算下来，结果就太吓人了。
如果李克农当初为了贴补家用，把行头给卖了，或者因为没钱装门面被人看扁、踢出了核心圈子，他就不可能接触到这么核心的情报。
要是没拿到这份情报，咱们党在上海的整个中枢大脑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那个把爷爷吓得直哆嗦的“债主”，那个在老爹面前一毛不拔的“不孝子”，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给这个国家，也给这个小家，甚至给千千万万个家庭，死死守住了最后一道防线。
这种把自己撕裂的生活，对人的折磨那是没法形容的。
李克农也是血肉之躯，是安徽巢县书香门第走出来的读书人。
早年间，父亲有一份体面的差事，家里底子还行，他受过教育，并非生来就是铁石心肠，能忍受这种骨肉分离和被人误解的苦。
但在干上特工这一行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须把自己“劈”成两半。
一半是给外人看的：精明、圆滑、挥金如土的国民党高官。
一半是留给自己的：坚定、清贫、要把牙打碎了往肚里咽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了家里人脑袋能在脖子上长稳当，他必须压住想家的念头，少跟家里联系。
不回家，是不想让特务的眼线盯上这个破院子；不掏钱，是因为每一分公款都有它的任务，绝不能挪作私用。
甚至连他的生活习惯都要经过严格的“政审”。
每天出门前，都得把自己从头到脚检查一遍，生怕露出一丁点可能暴露身份的马脚。
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他一过就是很多年。
直到很多年后，当李克农穿着将军服，站在授衔仪式上成为开国上将时，那段关于“讨债鬼”的旧事，才不再仅仅是个笑话，而成了一枚看不见的勋章。
那个小丫头后来终于琢磨过味儿来了，那天把她吓跑的男人，压根不是来讨债的，而是来还债的。
他用一辈子的隐姓埋名和对家人的亏欠，还了这个国家一个亮堂堂的未来。
李克农这辈子，没给家里留下什么金山银山。
但在隐蔽战线这本大账上，他算得比谁都精，也赢得比谁都漂亮。
所有的“狠心”，折腾到最后，都成了最大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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