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裹着羽绒服、靠着暖气过冬，寒冬不过是窗外的风景，可宋朝之前连棉被都没有的古人，面对零下几十度的酷寒，难道真要靠一身正气硬扛？别说，古人的御寒智慧，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接地气，既有皇室贵族的奢华操作，也有平民百姓的生存巧思，每一招都藏着对寒冬的妥协与对抗。
对皇室贵族而言，寒冬从不是难题，他们有的是办法把日子过成暖春。早在秦朝，咸阳宫就已经有了“暖气”雏形，考古学家在宫殿遗址中发现了连通炉灶的壁炉与火墙，用陶瓦搭建管道将热气导入墙体，既能取暖又能排烟，比单纯烤火雅致得多。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修建了专门的温室殿，《西京杂记》记载：“温室殿以花椒和泥涂壁，壁面披挂锦绣，以香桂为主，设火齐云母屏风，有鸿羽帐，地上铺着西域毛毯。” 花椒在当时是珍贵香料，和泥涂壁既能保温又能熏香，再配上鸿羽帐与西域毛毯，哪怕室外风雪交加，殿内也能暖意融融，这份奢华，普通人家想都不敢想。
除了固定的取暖设施，古人还有便携的“暖身神器”。汉代巧工丁缓打造的被中香炉，堪称古代力学奇迹，《西京杂记》中记载其“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中”。内外两层活轴连接，内置炭火无论如何翻转都能保持水平，不会烫伤被褥，这设计比欧洲同类发明早了上千年，至今仍是陀螺仪的核心原理，贵族们连睡觉都能享受恒温暖意。到了唐代，手炉开始流行，捧在手心就能随身携带，大户人家还会在里面添上香料，取暖之余兼做香薰，把御寒变成了雅事。
穿衣保暖方面，宋朝前没有棉花，古人只能在衣料上做文章。贵族阶层自然不愁，狐裘、貂皮、羊羔皮制成的裘衣是冬日标配，轻便又保暖，而丝绵则是填充衣被的上等材料。所谓丝绵，就是用不能抽丝的双宫茧加工而成，好的称“绵”，次的称“絮”，《宋书》中就有扬州“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记载。唐代对丝绵衣物的填充物还有定量，绵袍加绵十两、绵袄八两，白居易在《新制布裘》中写道“桂布白似雪，吴绵软如云”，足见丝绵衣物的保暖效果，连朝廷给戍边士兵的冬衣，也多是丝绵所制。
可这些对平民百姓来说，全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他们只能绞尽脑汁想些低成本的法子过冬。住房上，火炕成了北方百姓的救命稻草，辽金时期技术逐渐完善，将炉灶与炕下火道相连，生火做饭时热量便顺着火道传遍全屋，睡觉、吃饭都在炕上，既省柴又保暖，这种方式流传至今，可见其实用性。室内取暖就靠简陋的泥火盆，烧些柴火、稻草聊以御寒，可即便如此，薪炭对穷人来说也是天价，正如元曲中所言“穷人家柴薪不够，只能听凭冷雨寒风摧折”，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一车千余斤的炭被强抢，无异于断了过冬的活路。
穿衣御寒更是难上加难，穷人穿不起丝绵裘衣，只能用葛麻织成粗布袍子，里面填充芦花、乱麻、鸡毛等粗劣之物，所谓“布衾多年冷似铁”，说的就是这种窘境。到了南宋，造纸业发达，纸衣、纸被成了贫民士子的选择，用厚韧的楮皮纸反复捶打柔软，填充芦花后缝纫成衣，虽不及丝绵保暖，却胜在造价低廉。唐朝诗人殷尧藩在《赠惟俨师》中就写道“云锁木龛聊息影，雪香纸袄不生尘”，可见纸衣在当时文人圈也颇为流行，南宋官府甚至会给穷人发放纸衣，勉强帮他们熬过寒冬。
古人还懂用饮食与心态辅助御寒，冬日里喝上一碗热汤、一杯热酒，既能暖身又能慰藉人心。而对于连柴炭都买不起的穷苦人家，就只能靠“意念保暖法”度日，冬至日画一枝素梅，共八十一瓣花瓣，每过一天染一瓣，熬到花瓣全染完，寒冬便也过去了，这份无奈中的期许，藏着古人过冬的辛酸。
宋末元初的时候，黄道婆从崖州带回了棉纺织的法子，又琢磨着改进了擀、弹、纺、织的工具，棉花种植这才慢慢在民间铺开。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干脆下了强制命令，让大江南北都种棉花，曾是贵族都难得一见的棉布，这才真正“遍布于天下”，棉衣、棉被也终于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那些年，穷人靠芦花填衣、纸袄御寒、火炕取暖硬扛寒冬的日子，才算渐渐翻了篇。宋朝之前的古人，没享过棉被的暖，却凭着一身过日子的韧性，在零下几十度的酷寒里寻到了生路。每一种御寒的法子，都藏着当时人的无奈与坚守，是刻在时代里的生活印记。
参考文献：1. 《西京杂记》2. 《宋书》3. 《新制布裘》（白居易）4. 《赠惟俨师》（殷尧藩）5. 《嘉庆余杭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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