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19日，老山前线。
这天，二十岁的韦昌进干了一件光听描述都能让人头皮发麻的事。
激战正酣时，一块飞溅的金属片生生把他的左眼球从眼眶里剜了出来，就那么晃晃悠悠地挂在面颊上。
疼吗？
那滋味绝对是钻心蚀骨。
可那时候哪有大夫？
他伸手一摸，掌心是个软乎乎的肉团，托住它，把后槽牙咬得咯咯响，硬是把这颗眼球给塞回了眼窝里。
这一幕，哪像是在打仗，分明是在暴力修理一台坏掉的机器。
韦昌进不是铁打的，但在当时的节骨眼上，他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
他驻守的577阵地6号哨位，算上他在内也就五个人。
而对面压过来的，是越军整整两个营外加一个加强连，乌泱泱一千四百号人。
五对一千四。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死路一条。
可偏偏他们没被吃掉，反倒把那一千四百多人给顶回去了。
这背后，不单单是热血上头，更是一次次在鬼门关前做出的极限博弈。
咱们把时间拨回当天凌晨，看看这仗是怎么打成这副凶险模样的。
那时候的背景挺特殊。
1985年初，济南军区67军199师接过老山防务。
韦昌进所在的595团6连2排，摊上了211高地右翼的577阵地。
这地方是个出了名的“硬茬”，巴掌大的一块地，长四十米、宽三十米，是个不起眼的小土包，位置却刁钻得很，卡住了越军进攻我方主阵地的咽喉。
越军显然也算过这笔账。
当时他们正憋着个代号“M2”的反攻大招，想一口吞掉我军前沿。
此前，隔壁211高地丢了两个哨位，577阵地的防守压力那是成倍往上翻。
1985年7月19日凌晨两点半，越军先动手试探了。
前沿侦察兵刚发现苗头，199师师部反应极快，师指二话不说下令炮火覆盖。
这一顿炮弹把越军给打懵了，一直到天亮都没敢再动弹。
大伙以为越军被打怂了，其实没有。
他们在憋大招，等一个更狠的时间点。
清晨五点三十八分，越军摊牌了。
他们拉出了168炮旅和457炮团，把成吨的弹药倾泻到408和577阵地上。
紧接着，越军982团6营、754团8营分三路，像发了洪水的蚂蚁一样涌了上来。
这时候，你要是577阵地上的指挥员，心都得凉半截。
阵地跟前，几百号越军已经冲到了鼻子底下。
595团6连2排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大伙反应神速。
班长成玉山领着战士苗延荣，第一时间冲出猫耳洞观察敌情。
韦昌进和战友张泽群、吴冬梅正缩在猫耳洞里躲炮。
眼瞅着敌人近在咫尺，韦昌进碰上了第一个生死抉择：是缩在洞里等炮火停，还是顶着炮火往外冲？
缩着，八成会被堵在洞里吃手雷；冲出去，搞不好直接被炸成灰。
韦昌进和张泽群选了后者。
前脚刚迈出洞口，韦昌进就觉得右锁骨和左大臂像被火钳烫了一下，热乎乎的血顺着袖管直往下灌。
中弹了。
这会儿包扎止血是最理智的，可他瞅了一眼二十米外的敌人，心里清楚，阎王爷不给他那个时间。
五个人，开启了一场不对称的搏命反击。
班长成玉山吼了一声“打”，韦昌进甩手就是两根爆破筒，跟着又是十几枚手榴弹。
这完全是不过日子的打法。
短短十分钟，五个人硬是用爆炸物织成的火网，把越军的第一波攻势给摁了下去。
可越军指挥官也不是吃干饭的。
步兵啃不动，就换炮兵犁地。
这一轮炮击，成了6号哨位的噩梦。
战友苗延荣身上被打成了筛子，双眼受损严重，几乎看不见了。
紧跟着，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韦昌进的左眼球被弹片震飞出来。
处理好眼球，拽着瞎了眼的苗延荣退回洞里，韦昌进才发觉自己伤得有多惨：右胸被弹片打穿，全是血沫子；右屁股被削掉了一大块肉。
全身二十二处窟窿，血流得跟开了闸似的。
他在剧痛和失血中昏死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声巨响把他震醒。
睁眼一看，更绝望的场面来了：三十多名越军又摸上来了。
战友吴冬梅提着冲锋枪刚冲到洞口，几发炮弹砸下来，洞口塌方，吴冬梅壮烈牺牲。
这下子，局面那是彻底到了绝境。
吴冬梅没了，洞口堵死了，韦昌进重伤，身边就剩个双眼失明的苗延荣。
出不去，动不了，枪也成了烧火棍。
换做普通人，这会儿估计就在等最后那一刻了。
可韦昌进在这节骨眼上做出了整场战斗最关键的一个决定：换个法子打。
既然动不了，那还有嘴，还有一只好用的右眼，还有一部报话机。
他要把自己变成后方炮群的“瞄准镜”。
从上午九点多熬到下午三点多，身负重伤的韦昌进，拖着烂糟糟的身子爬到洞口石缝边，用那只独眼死死盯着外面的越军。
“方位XX，距离XX，敌人大约一个排，打！”
报话机那头，是595团凶猛的炮兵群。
122榴弹炮、82迫击炮的炮弹，顺着韦昌进的指引，像长了眼睛似的往越军头上砸。
这画面太诡异了：前线就剩个半死不活的伤员，手里却攥着整个炮团的毁灭力。
越军发起了十一次连排规模的冲锋，每一回都被韦昌进喊来的炮火给盖了回去。
阵地跟前，越军的尸体横七竖八躺了一地。
话说回来，战斗拖到黄昏，形势又不对了。
后头的援兵被越军密不透风的火力网挡住，死活冲不上来。
6号哨位成了一座孤岛。
排长在报话机里急得嗓音都劈了：“韦昌进，6号哨位是整个高地的眼睛，现在就剩你和苗延荣俩人了，阵地托付给你了！”
韦昌进的回话特干脆：“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但这不光是拼意志，更是拼生理极限。
韦昌进右胸还在往外滋血，气儿都喘不上来，两三秒才能倒腾一口气。
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他扭头跟身边的苗延荣交代起了“后事”：“廷荣，我要是光荣了，你无论如何去趟我家，替我多喊几声‘娘’…
告诉她，别太难受。”
说完，他又昏了过去。
再把他弄醒的，是头顶传来的碎石响动和叽里呱啦的说话声。
韦昌进瞬间清醒——越军爬到头顶盖上了！
敌人就在哨位边上，甚至可能就踩在洞口顶上。
这时候，摆在韦昌进面前只有最后一条路。
这条路，电影里叫“同归于尽”，战术上叫“玉石俱焚”。
他抓起报话机，冲着排长喊出了那句后来震动无数人的话：
“排长，敌人上来了，就在哨位边上…
向我开炮！
快向我开炮！”
那一刻，报话机那头没声了。
这是个残酷到极点的选择。
开炮，意味着大概率连韦昌进一块儿炸碎；不开炮，阵地丢了，韦昌进和苗延荣还是得死，而且是以俘虏或者被屠杀的方式。
韦昌进比谁都清楚这笔账。
见对面没动静，他急眼了：
“开炮啊！
情况万分危急，别犹豫了！
是我的命重要，还是阵地重要？
快打！”
几分钟后，决断落下。
一阵狂暴的炮火覆盖了6号哨位。
韦昌进和苗延荣缩在猫耳洞的死角里，听着外头的爆炸轰鸣，闻着呛人的硝烟味。
这是一次精准而残忍的“自我毁灭式”打击。
结果证明，这步棋走对了。
摸进6号哨位的越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炮火打崩了盘，活着的狼狈逃窜。
打那之后，越军再没能组织起像样的攻势。
6号哨位，守住了。
一直到晚上八点左右，增援部队终于撕开封锁线，冲上了阵地。
看到援军的那一瞬间，韦昌进紧绷的那根弦彻底松了：“好了…
这下妥了，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
战后的统计数字让人咋舌。
在这场耗了一整天的血战里，韦昌进全身二十二处负伤，左眼球被摘除，体内取出来二十多块弹片，昏迷了七天七夜才从鬼门关抢回来。
而他靠着残缺的身躯协同炮兵，干掉了一百多号敌人。
算上战友的配合，他们五个人，硬是挡住了一千四百多名越军的车轮战。
后来，韦昌进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2017年更是拿到了“八一勋章”。
回头再看这场仗，韦昌进之所以能成英雄，不光是因为他“不怕死”。
在眼球掉出的剧痛里，他选了塞回去接着干；在身子动不了的绝境里，他选了把自己变成坐标点；在敌人踩在头顶的关头，他选了呼叫炮火覆盖自己。
这一连串的决定，每一个都是在反人性的极端痛苦中抠出来的最优解。
正如他在报话机里吼出的那个问题：“是我的命重要，还是阵地重要？”
在那一刻，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早就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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