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在春联后的外婆
我十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九，外婆带着我贴春联。她个子小，踩在吱呀作响的木凳上，颤巍巍地够着门楣。浆糊是我熬的，面粉掺水，在铁锅里搅成稠稠的、冒着泡的乳白色。“浆糊要自己熬，”外婆说，“粘得牢，过去一年的是非就封在门外了。”
她指的“是非”，我知道。那年夏天，父亲与人合伙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家里吵了整整一个秋天。摔碎的碗，刺耳的话，夜里压抑的啜泣，都像阴云罩在屋顶。外婆从乡下赶来过年，第一件事就是换春联。“旧联是去年的衣裳，沾了晦气，”她用小刷子仔细地刷着门框，“过年，头一桩就是‘避旧’。把旧东西、旧怨气，都留在‘年’那头。”
贴好对联，她让我把裁下的旧红纸边角，连同家里几件彻底用坏的物件——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一把断了齿的木梳——一起拿到后院，找个干净地方埋了。“不是嫌弃它们，”她拍着我手上的土，“是谢谢它们陪我们挨过这一年，该歇了。”
年三十的饺子，照例是白菜猪肉馅。我嫌寡淡，嚷着要加虾仁。“小孩子，别瞎说！”母亲罕见地呵斥我。外婆却摆摆手，把我叫到灶边，往我嘴里塞了颗小小的水果糖。“过年啊，要‘避谶’，就是别说晦气话，也别念叨不好的事。”她声音低低的，“心里盼什么，悄悄种下就好；嘴里说什么，老天爷听得真真的。你说‘淡’，这一年可能就真‘淡’了。”我含着糖，似懂非懂，只觉得那一刻，厨房里蒸汽缭绕，外婆的脸庞柔和得像幅年画。从此，我学会在年节里，把“破”、“坏”、“没”这些字眼，悄悄地咽回去。
最让我不解的是“避人”。年初一，外婆绝不许我出门拜年，也不让生人来家。“这天啊，是自家人守岁神的日子，”她端出瓜果，“外头的热闹是别人的，家里的清静才是自己的福气。”我们就在屋里守着，听远处隐约的鞭炮声，说着闲话。那时觉得憋闷，如今才咂摸出滋味：那是一年里唯一一段被郑重圈起来、只属于“家”本身的时间，没有表演，没有客套，只有炉火静静地烧。
如今，外婆早已不在。那些“老讲究”，父母也觉得迂阔，不再提起。我们过年，微信群里抢红包，刷着千篇一律的祝福，赶场似的聚会，热热闹闹，却也空空落落。
直到今年大扫除，我在旧书箱底，翻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些零碎：褪色的红纸片，一块光滑的小石头，还有一颗早已化得黏在糖纸上的水果糖。记忆猛然被撕开一道口子。
我忽然怔住，旋即一股热流冲上眼眶。原来，外婆教我的，从来不是什么玄奥的命理。她是以最质朴的方式，在帮我——一个懵懂的孩子——完成一场重要的心理仪式：“避旧”，是教我学会告别与清零的勇气；“避谶”，是让我守护心念的纯粹与语言的边界；“避人”，则是为我圈定一方不容侵扰的自我与世界最初的根系。
所谓“命好”，或许从来不是外在的洪福齐天。它是在岁序交替的关口，有人温柔地牵起你的手，教你如何郑重地安顿过去，如何虔诚地期许未来，又如何在一片喧嚣中，辨认并守护内心那一点不容惊扰的、珍贵的静气。那静气，才是往后人生里，能自己源源不断生发福气的根。
窗外的烟花正盛，映得夜空忽明忽暗。我握紧那个小布包，仿佛还能触到外婆指尖的温度与粗糙。这个年，我终于听懂了，那寂静中震耳欲聋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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