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遗产》
定价：98元
作者：【英】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
书号：ISBN 978-7-5217-8200-4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编辑推荐
1.著名人类学家40年心血写就，一部具有理论颠覆性的人类文明展演史。这是一部被《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等全球知名学者力荐的重磅社科作品。用综合性研究系统阐述人类文化天性，提供了“反常识”的思考视角，打破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化的藩篱。以此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这既是千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数千年文明演进的锻造。
2. 读懂社会现象，重构认知工具。从农业革命到多民族帝国的兴衰，从传统仪式到现代广告对消费者的情绪操控，用多重视角重写人类故事，举重若轻地重述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底层逻辑。读这本书你会恍然大悟——建起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正是当下撕裂与危机的根源，那些被视为“现代病” 的问题，早已埋藏在文明的源头。
3. 打破僵局，危机应对的破解之道。三大文明天性既左右个体选择也决定社会走向，面对危机作者提出的解法，不是压抑和对抗人性，而是善用这份遗产重构合作。无论是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还是对于宏观的公共议题，都能从中找到破局思路。
内容简介
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份独特的遗产——一系列源自进化的固有倾向和文化工具，它塑造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在人类繁衍生息的无数世代中，这份文明的遗产曾驱使我们不断攀上高峰，为历史上一次次重大变革推波助澜：它推动了先进技术的发明、有组织的信仰的形成，以及庞大帝国的扩张。然而，这样的文明天性却在今天令我们陷入困境，使现代社会向着深渊迅速滑落。要理解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种种成败兴衰，就不得不正视这一文明天性的源头。
在这本书中，著名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从崭新的角度审视了人类发展的历程和人类文明的根本特性，并将其总结为“从众性、宗教性、部落性”三种主要倾向，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数千年文化进化的锻造。人类热衷于模仿、群体仪式和习俗，普遍形成并传播关于神明、灵魂和祖先的观念，对所属群体的狂热忠诚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天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推动传统的传承、促进社会体系复杂化等，但也带来了诸如暴力、不平等和群体间冲突等问题。
由古及今，怀特豪斯带着我们深入现代社会的大规模从众事件、广泛存在的信仰和大型“部落”，用人类学家敏锐的视角剖解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政治极化、环境破坏等种种危机的本质——当我们对文明遗产的不当使用导致现代社会难以驾驭人类源自进化的天性时，这个世界正逐渐失控。通过揭示人性如何塑造集体历史，我们将重新思考“我们是谁”，以及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紧迫局面。
目录
中文版推荐序 从仪式出发理解文明 V
中文版序 XI
导论 人类的非自然史 XIII
人类天性和非自然史 XVI
一门全新的社会科学 XXI
三大思维倾向 XXVI
第一部分 人类天性的进化
第一章 模仿文化 003
仪式动物 007
无处不在的仪式思维 010
过度模仿的起源 014
从众机制 018
第二章 原生宗教 029
传教士、灵魂与祖先 031
原生宗教 036
原生宗教的直觉基础 040
引人注目的反直觉现象及其社会影响 048
神灵主宰一切 053
宗教与道德 056
第三章 社会黏合剂 065
自我牺牲行为的进化 069
仪式考验与共同苦难 072
共享本质与身份融合 076
身份融合的来源 080
为群体战斗、为群体牺牲 091
第二部分 人类天性的扩展
第四章 从众性是如何被强化的 101
仪式、惯例和最初的大型群体 107
常规化的出现 116
常规化和社会复杂性的提升 122
农耕与前瞻性 127
第五章 宗教性与超自然权威的兴起 135
为何要祭拜祖先 ? 140
王权神授 145
人祭的兴起 153
人祭的消亡 159
宗教道德化 166
第六章 部落性和战争的演变 175
战争和部落性的演变 178
两种形式的群体联结 184
扩展融合和战争 191
神圣价值观和帝国主义的崛起 195
第三部分 重塑人类天性
第七章 从众性与气候危机 207
资本主义的非自然性 212
经济生活中隐藏的仪式 219
从众性与资本主义 224
仪式和未来意识的重生 230
第八章 被营销策略利用的宗教性 243
万物有灵论与广告 247
道德偏见和新闻 256
道德传染和社交媒体 262
第九章 当今的部落性 271
融合、媒体和暴力极端主义 276
相互确保摧毁时代的部落性 285
回到部落 292
后记 超级部落的崛起 305
常规的革新 307
世界宗教再思考 312
全球部落 317
致 谢 327
注 释 331
作者简介：
【英】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
人类学家，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社会凝聚力研究中心主任，Seshat全球历史数据库创始人之一。他的研究涉及人类学、神经科学、历史学、心理学，通过多学科视角，研究人类社会的团结和崩溃、兴起与衰落。怀特豪斯是“宗教认知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这种研究方法极具影响力。他的“宗教狂热模式”理论一直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认知科学家和进化理论家广泛讨论的主题。怀特豪斯曾在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等不同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出版专著多部并担任BBC纪录片《非凡仪式》的首席顾问。
媒体与专家评论：
这是对人类演化遗产极具洞察力且令人惊叹的探索，揭示了我们这个物种最辉煌的成
就与最惨痛的失败的底层原因。
——尤瓦尔·赫拉利 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
哈维・怀特豪斯将他对人类天性的深入研究融入了一本极具可读性的著作中，旨在帮助
我们更有效地应对当下的各类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我们所需的行为改变，
更有可能通过利用人类进化而来的本性实现，而非试图超越它。
——彼得·辛格 伦理学家、《动物解放》作者
这是一份大胆且全面的分析，其视野跨越漫长时光、不同地域与各类人类社会。这部著
作兼具罕见的宏大志向与广阔格局。
——彼得·弗兰科潘 历史学家、《丝绸之路》作者
这本书巧妙融合了心理学、人类学与宏观历史数据分析的洞见，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
进化轨迹，以及我们如何能共同为人类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彼得·图尔钦 历史动力学之父、《危局》作者
这是一部令人兴奋的书，它让人类学重新敢于提出“宏大问题”，而不是仅仅记录“地方声音”。怀特豪斯的讲述提醒着我们，文明的真正遗产，或许不在制度，也不在信仰，而在我们每一次共同感受、共同记忆、共同行动的瞬间。那一刻，我们不仅在延续文明，也在重新发明它。
——关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哈维·怀特豪斯在本书中讲述了其在“认知人类学”这一新学术领域的成果——以人类认知的性质、特征、偏差解释人类文化发展的共通大趋势。对于传统人类学者而言，其对人类天性大同、人类
文化共通性的强调，对实验方法的热爱，以及对演化论式思维所抱持的开放态度，可能是离经叛道
的。然而，这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对话合作，为未来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本书深入浅
出、思路清晰，即使是普通读者，也能在作者清新诚恳的叙述中轻松吸收大量新奇有趣的洞见。
——杨德睿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哈维·怀特豪斯的《文明的遗产》一书，把仪式性模仿、宗教直觉与部落性这三种人类倾向纳入一个比较框架，创造性地联结了民族志、实验与量化历史三种不同性质的研究，解释了现代社会如何在漫长的“非自然史”中逐渐形成，又如何在当下受到市场、媒体与政治的塑造。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学论述长时段宏大问题的魅力，也让我们更 加理解正在形成的“全球部落”。
——梁永佳 浙江大学人类学求是特聘教授
《文明的遗产》兼具许多看似原本难以互相融合的特质：博学而精炼，优雅但深邃，亲和且有力。怀特豪斯展现了经典人类学思考在今天的价值，并且赋予其不断进入时代新议题的潜能。在信息爆炸但充满焦虑和倦怠感的今天，种种以“常识”为旗号实则充满谬见的观点在生活中大行其道，本书是针对这一现象的有力回击。真正的智者启发思索而不散布断言，真正的学习依赖陪伴而非训诫。反思中蕴含着自由的可能，这就是优秀作品的力量。
——袁长庚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环境的剧变和新技术的层出不穷，都将给人类的明天带来诸多挑战。面对这些状况，哈维·怀特豪斯用人类学家特有的纵横古今的宏大视野，从“文明的遗产”中找到了问题的起源和解答。本书雄辩地告诉我们，当今社会种种现象，都能借助从众性、宗教性和部落性这三种思维倾向得以诠释，而这些都可追溯到看似遥远的部落智慧那里。
——张经纬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人类学家、作家
“文明的印痕”系列
《文明的遗产——现代世界的演化起源》
《文明拂晓时——早期文明的历史启示》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
《河流是部文明史——自然如何决定文明兴衰与人类未来》
《人类成功的秘密——文化如何驱动人类演化》
系列图书：
导论：人类的非自然史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早已习惯人们把我看作是怪人、傻子、或奇怪的傻子。
我曾经在太平洋的一个热带岛屿上生活过两年。那是我第一次做田野调查，跟着当地人来到墓地中的寺庙，观察他们在那里为祖先献上祭品。当时，我还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打算花两年的时间在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土著部落做研究。这个部落位于雨林深处，没有电和自来水，没有人记录过他们的语言，甚至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们，可以说是当地现有研究最少的土著文化之一。在那里，我认真地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对人们进行访谈，并把一切都记录在册。
寺庙看起来和村里其他房子没什么区别，都是用斧头和砍刀在周围森林里收集来的建筑材料，都是茅草屋顶；但是，它却承担了非常特别的宗教功能。作为一名认真好学的好学生，我认为有必要从各个角度都了解一下这个供奉祖先的想法。祖先能够穿过坚固的物体，比如寺庙的竹编墙吗？他们真的会吃下供奉给他们的食物吗？他们会对人们准备的祭品感到满意吗？
每多听到一个问题，我当地的朋友们似乎就变得愈加困惑一点。田野调查刚开始的几个月里，他们就渐渐习惯了我总会提出一连串天真的问题。总体来说，他们非常宽容，似乎有无限的耐心帮助我解开种种误解。然而，这次的一系列问题似乎显得格外荒谬。他们回答说，“祖先当然可以穿过墙壁！”“祖先当然没有真的吃下食物，这太离谱了！”“祖先当然会对祭品感到满意，不然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献上这些呢？”
相比于其他问题的答案，我对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更感兴趣。“哇！”我脱口而出，“所以说，祖先没有肉体，却有思想？”我的“报道人”（informant）惊讶地朝我眨了眨眼睛，说道，祖先当然有思想。不过，他们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的话可能是，邀请我这个白痴参加他们最为神圣的仪式真是个错误。
接受人类学训练的过程中，我常被鼓励抛开自认为了解的一切，尽可能不受自身文化背景影响、不带任何偏见和预设（如民族中心主义），以开放的心态进行田野调查。但事实上，当我向当地人询问有关祖先的事情时，我心里清楚答案会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说得没错，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而且，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中询问关于死者的问题，人们都会作出相似的回答。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灵魂虽然没有实体，却有思想，能够表达情感、能够记忆、还能够理解我们人类所谈论的内容。其实，这与“灵肉可分离，灵魂永生”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英国人认为乡间小院里有鬼魂，非裔巴西人认为灵魂可以附体，而中国人信仰祖先，这些想法都与此类似。
这些观念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它们源于人类天性（human nature），仅仅只是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不时更新了表现形式。而这些自然产生的信念是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通过观察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行为，我们发现这些与人类最相似的灵长类动物，并不认为需要向死者的灵魂供奉食物、安抚它们、或向其寻求帮助。然而，这些观念在人类社会中像野火一样蔓延。尽管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的基本构成却在人类历史中不断重演。
换言之，人类代代相传的东西，比如文化传统，虽然有着十分多样的表现形式，但都根植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特征。而这些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和生物直觉，共同构成了人类的集体遗产，历经无数祖先留存至今。本书的主题正是聚焦于这一人类遗产以及挥霍它们带来的危机。同时，本书还聚焦于讨论，我们人类未来应该如何更明智地对我们的遗产进行投资。
人类天性和非自然史
人类存在三种自然倾向（natural bias），构成了人类的共同遗产。第一种倾向是从众性（conformism）。人类热衷于模仿他人，并吸纳所属群体的仪式和其他习俗，比如，当周围人会在特定的地方供奉食物时，我们也会照做。第二种是宗教性（religiosity）。人类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并传播关于神明、灵魂和祖先的观念。第三种是部落性（tribalism）。无论是热衷于大摆宴席，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征战沙场，人类总是狂热地忠于所属的群体。这三种倾向对于理解世界历史为何以及如何展开至关重要。
不过，尽管我也认为这些观念有一定的自然基础，但本书并非一部粗暴地将人类行为归结为基因决定的简化主义进化心理学作品。本书要探讨的是，经过数千年的文化进化，我们的自然倾向是如何被利用并扩展的，这使得我们能够克服自然的局限，从而在规模日益庞大的社会中实现合作。文化进化也强化并扩展了人类的自然倾向和感受性。生物和文化这两种进化过程共同作用，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积累，并创造了现代世界。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利用人类天性并克服其局限性的方式有所不同。但看似多元的表现形式背后，却隐藏着惊人的相似性。为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的深层结构，不妨把人类居住的世界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花园。花园里奇花异草种类繁多，恰似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其中，许多野草灌木肆意生长，它们就像那些根植于人类天性中对从众、信仰和归属的自然倾向所产生的文化习俗。尽管人们出于科学、宗教正统或其他权威来源的考量，极力想要铲除或至少控制这些野草，但它们仍然无处不在地生长着。
尽管如此，花园中也有一些植物是精心种植的，这些树上结着奇异的果实，通过选择性育种，它们原本用来抵御捕食者的尖刺防御已被“驯化”。这正是人类的天性和感受性得以利用和延续（或者说，被培育）的方式，由此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体系。这些树木代表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形态和宗教组织，自此专制统治者登上历史舞台，为了取悦和安抚神灵，他们常会杀害普通人。尽管某些品种的果树早已被砍伐，但它们曾广泛分布于花园内的许多区域。而且，由于遗留的树桩仍然散落在各处，数千年后，它们也依旧是花园中根深蒂固的存在。
最后，整个花园里整齐地排列着克隆树。这些树是数千年培育的产物，代表着极度非自然的社会系统，而它们构成了人类当下的生活。其中一些克隆树的周围生长着野生植被、各种被“驯化”的蔬菜和水果，就像在世界许多地方，民间宗教和祖先崇拜可以和监管最严格的教义宗教共存并蓬勃发展。但在花园的某些地方，野生植被荡然无存，只剩下整齐划一的针叶树林。正如高度世俗化的治理和教育体系挤占了大多数原生宗教的空间。花园里的生命和地球上的陆地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会不断变化，因为种子会随风飘散，而园丁也会不断采用新的园艺策略。
现在，想象一下将这个花园的布局转化为世界各地文化体系随着其形成和传播而形成的地理分布图。中东、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和中国青海省类似于花园中的某些区域，那里的各类生活方式按照我前面描述的顺序蓬勃发展：首先是源自于人类自然直觉的相对未驯化的信仰和习惯，其次是最早的复杂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最后则是现代世界高度文明的形式。而在其他地区，包括北美和南美，某些文化特征是舶来品，比如，由欧洲殖民主义引入的文化习俗。不过，即使是在最早生长出多种类型植被的区域，早期生长的野生植被也留存至今，与各种人工培育的植被共同生长。比如，在东亚大部分地区，祖先崇拜仍然广泛存在，并且仍然会将某些领导人描述为某种程度上的神化人物（如泰国国王或教皇）。一旦这些古老的宗教组织形式模型确立起来，它们就几乎不会从其文化体系中完全消失。它们可能会暂时淡出历史舞台，但又会随着革命、改革、叛乱和其他看似循环往复的动荡重新出现。
理解人性与文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是不称职的园丁，忽视了园艺学家过去积累的知识，那么，我们最终可能会破坏导致土壤，造成食物短缺（无论是字面上还是隐喻上）。人类生存的关键不仅在于种下更多我们需要的种子，还在于认识到花园的自然局限性，并选择与这些局限性共存，而不是与之对抗。
如果这种方法听起来毫无争议，那么在学术界，情况却远非如此。不幸的是，对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而言，一个基本信条是，人们在研究社会和文化体系时，可以且应该忽视人类的天性。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奇怪的立场。除非受到某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今天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认可，人类的大脑和其他生物特征都是在自然选择下进化而来的。但是，在研究文化认知和行为的创造和传播时，许多社会科学家更愿意假设人类像是一块白板。这一假设忽略或摒弃了许多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更令人困惑的是，人们经常把粗糙社会生物学与右翼主张相关联，同时，把白板假设与更左倾或自由主义主张相关联；但实际上要把这种对应关系调换一下似乎也很容易。
然而，为什么人们要把关于人类天性的讨论都拱手让给那些最保守、最天真的评论员呢？又是为什么，有人会去坚持一套否认或边缘化人类天性在文化和历史中作用的教条呢？正如本书将表明，无论人们喜欢与否，自然与文化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紧密相关。在后续章节中，我将展示文化是如何以多种方式受到自然形成观念的影响和限制。而人类天生的洞察力源于一些非常最基础的东西，例如，所有灵长类动物在生命早期就会对物质的固态属性产生直觉，即所谓的“直觉物理学”（intuitive physics）。然而，只有人类才会迈出富有想象力的下一步，假设出违背他们对物理世界的直觉预期的存在，包括女巫、鬼魂、祖先和其他能够穿过固体墙壁和凌空漂浮的生物。
人类的自然直觉会通过奇特且意想不到的方式融入社会体系。例如，我们在各种文化中都能观察到，人们在直觉上认为超自然生物与社会主导权之间有所关联。我和同事们通过实验表明，当婴儿看到能够像幽灵或飞天女巫一样飘浮的存在时，他们会期待它能够战胜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对手。更直白地说，人类本能地敬仰超自然存在。这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超级英雄的故事（如圣诞老人和超人）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中如此频繁地尊崇着神奇生物及其尘世化身。人类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基于这些观念，塑造出越来越精细的超自然愿景，将其描绘为难以捉摸的超凡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观念与人类的自然直觉相去甚远，以至于需要大量的学习和专业知识才能代代相传，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到佛教的四谛皆是如此。
正因如此，我认为本书的主题与其说是“自然史”，不如说是“非自然史”。不可否认的是，自然选择下人类心理的进化是人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造就了今天的人类。但现代世界也是文化进化的产物，顺利传播的创新观念得以保留，而其他则被淘汰。人类天性影响并限制了人类的非自然历史，却无法完全控制它。如果想要了解人类社会的花园是如何变得庞大和复杂，需要对人类的自然直觉以及刻意培育的社会规范和制度都有所了解。这并不是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而是理解自然与文化的影响如何共同作用，影响人类。
三十多年前，当我首次开始提出这一论点时，这还是个容易受到抨击的危险观点。那时，人类学家被认为应该在一个与科学隔绝的密闭空间里研究文化。试图解释文化是如何被人类进化后的心理所影响和限制的，就会被斥为“还原论”或“科学主义”，仿佛还原论分析和科学方法是种罪恶。作为一名学生，如果胆敢提出不同观点，肯定会听到这样的斥责：“这不是人类学”。如果仅仅从对学科现状的观察来看，这确实是事实。但同时也是一种被学术共同体排斥在外的隐晦威胁，排除在外。尤其是对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人来说，这无异于让你在职业终结和职业流放之间作出抉择。
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还另有一条出路。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回来时，我已经掌握了在不必然采纳当地信仰体系的情况下，如何安全地融入一个社区的技巧。就像我在雨林里与朋友们相处时学到的那样，我开始思考我是否可以在大学里也成为一名参与式观察者，静静地观察同行们的行事方式，并采取一种全新且独特的方式来思考人类行为。
一门全新的社会科学
从根本上讲，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于弥合学术界的隔阂。社会科学家群体与其他人类群体一样，都有很强的部落性。在我三十出头、渐渐在大学讲师的职位上站稳脚跟时，我已经习惯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等各自佩戴的微妙不同的徽章，这些徽章表明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部落”，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属“部落”的忠诚度。每年考试季，我都要把学生的考试成绩送往学校的各个院系。在各个院系的办公室里，有时我会遇到像嬉皮士一样的同事（大多是社会学家）、有时会遇到穿着细条纹西装和裙子的人（律师）、有时会遇到身上到处都是穿孔的学者（民族音乐学家），还有些时候会遇到穿着宽松灯芯绒衣服且手肘处有皮革补丁的人（历史学家）。他们不仅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部落”，而且每个“部落”都各自为政，除了他们都会在考试期间相互大声报出学生的分数。
我注意到的同事群体之间的差异，正是“信息孤岛”问题的明显征兆，各个专业群体倾向于像孤岛一样彼此独立。这一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因为人们穿着打扮不同，而是因为它阻碍了研究理论、方法和成果的共享，而这些共享本可以惠及所有相关研究者。例如，和实验心理学家交流得越多，我就越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可以从人类学中得到启发，而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于解决人类学问题。
比如，有一个在我职业生涯早期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努力解开的谜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田野调查的两年里，我经常看到人们把钱放进特殊的杯子，以求得到宽恕，洗脱罪恶。而这些人又会把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到的大部分钱捐给慈善事业。我很好奇忏悔仪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如此慷慨的捐赠行为。在许多人类文化传统中（当然也包括天主教会），都存在着忏悔自身罪恶并寻求宽恕的仪式。这些忏悔仪式会让人们更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从而增加贫困群体的生存机会吗？但是，仅仅通过观察人们的生活方式，或采访人们为何为此行动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仅依靠观察是不够的。毕竟人们在忏悔自身罪恶之外，还会做很多其他事情，这些事情同样可以合理地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向慈善事业捐款。或许他们是为了讨好上帝；或许是出于对苦难者的同情；又或许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奉献精神。即使人们很乐意谈论自己的动机，我们也无法判断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他们行动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做实验。
一获得研究经费，我就立刻开始招聘受过实验心理学训练的博士后来帮助我一起研究这些人类学问题。我用这第一笔经费聘请了一位名叫瑞安·麦凯（RyanMcKay）的博士后（他后来一路晋升，成为伦敦大学的长聘教授）。在我们最早的一项合作研究中，他招募了一批天主教徒作为研究对象，请他们回忆过去犯过的罪行和忏悔的过程，并为他们提供向教会捐款的机会。一半的参与者在被要求捐款前就考虑过要忏悔和寻求宽恕，但另一半参与者则在提到捐赠任务之后才想到要忏悔。
实验表明，考虑过要忏悔的人比没有考虑过的人要更慷慨。这个实验部分受到了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过的忏悔仪式的启发。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实验方法能够帮助解决人类学研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即人们为何如此行动。同时，它也表明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深层原因，我们需要将参与式观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控制实验法结合起来。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种方法，即利用民族志研究观察到的现象来启发实验，以更好地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在本书中，我将介绍一些我和同事们在不同群体中所进行的实验，比如巴西的足球迷、利比亚的革命叛乱分子、喀麦隆的农民、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日本的武术团体和瓦努阿图的酋长。所有这些研究都横跨多个学术“孤岛”，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找回答这些研究问题所需的方法。
在我开始运用实验法来解释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观察结果还有一个用途。它们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有意义的假设，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这一假设，从而生成新的数据。但田野观察结果本身也是具有科学意义的数据。只是利用这些数据解释问题，就需要使用某些比较分析方法。比如那些忏悔仪式。我们不能仅凭一个例子就说明仪式能够让信徒们变得乐善好施。但如果有大量的样本表明进行忏悔仪式的人比不忏悔的人更慷慨，就可以合理地支持我们的论点。这一见解启发了我的另一位博士后昆汀·阿特金森（QuentinAtkinson），他也是我的第一批博士后，后来也成为奥克兰大学的长聘教授。阿特金森和我一起建立了一个关于人类仪式的大型数据库，数据来源于600多项来自数十种不同文化仪式的民族志观察结果，可以用于检验关于人类仪式的原因和影响的各种理论。这项工作成果深刻影响了我们后续对于仪式力量的研究方向。
不久之后，我又意识到民族志观察结果的用途同样适用于历史记载。编写历史书籍的传统方式是基于现存的文本或其他文物，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或生活特征。这种方式能够生动地展示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和它们在当时的意义。然而，正如我们对当今世界的定性观察结果一样，历史记载并不能科学地解释人们在历史上观察到的行为模式。我们需要更为定量的方法来作科学解释。我和同事们意识到，只要我们有足够多的例子说明不同地区的各种制度和发明分别在何时出现，我们就能够确定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基于因果逻辑（原因先于结果），我们可以开始构建一幅更加详尽的图景，揭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推动人类社会各种变迁的因素。于是，我们进入了大数据和古代文明统计分析的世界。
量化历史和史前史，就像结合民族志研究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一样，可能被视为有些离经叛道，违背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常规规范。即使是那些乐于在广泛领域内做研究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会认为把对过往特征的描述提炼为成千上万个小数据点有些令人不安，甚至令人反感。和民族志学者一样，历史学家处理的是细节丰富的文本，这些文本处处都可以标上脚注。
这些文本很容易变成高度描述性的历史事件及其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然而，我和同事们开始尝试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整理人类已知的过去。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会组织、农业、技术、战争、宗教、仪式等特征的大规模清单。对于清单上的每一项，我们都尝试确定它是否普遍存在于那些在世界历史中延续了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中。在众多历史学家、古典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帮助下，我们最终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类历史信息数据库。这些数据可以进行统计分析，从最初的农业社会到现代世界最大的国家和帝国，有哪些因素有助于推动社会体系日益复杂化。正如下文中将提到的，这一过程产生了一些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
随着这个项目的雄心壮志日益增长，它开始融合越来越多样的方法、学科和研究途径。本书的思想历经四十年才得以成型，在这期间，我与进化论理论家、数据科学家和统计学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同时，也深入了解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志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世界。这也促使我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成立了认知与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gnition and Culture at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在牛津大学成立了社会凝聚力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Cohes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这些年，我带队在亚洲、非洲、南美、澳大拉西亚以及我开展最初研究的美拉尼西亚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深入参与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脑部扫描设备和儿童心理学实验室的工作，并被邀请进入世界上某些最激烈的冲突和极端主义团体内部。所有这些经历中，我始终尝试在这些学科最公认的陈旧体系中开拓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研究方法论：一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对我们人类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新的、基于科学的研究，促使我撰写了这本书。
三大思维倾向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介绍几千年来人类逐渐进化而来的思维倾向，它们是代代相传而来，而我们人类现在所生存的这个独特世界也全靠它们的塑造。首先，我将探讨人类天性中最基本也最独特的特征：即使行为的目的不明确，我们也有模仿彼此的倾向。这种模仿的冲动使人类能够留存前人的发现，从而让文化传统和知识得以随着时间积累。我把人类天性的这一面称为“从众性”。
从众性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成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合作成就，也导致了我们人类犯下某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然而，无论好坏，在最早的大规模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仪式化从众行为频率的急剧增加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使共享的地域文化得以融合，全新的政治统一模式得以形成，也使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远见。
不幸的是，随着政治极化和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费主义的盛行，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的凝聚力和前瞻性正在下降。然而，本书将证明，那些将我们引向毁灭之路的从众本能，也能引领我们走出困境。
本书讨论的第二个主要倾向对人类历史同样重要，它就是宗教性。宗教并非如许多无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类文化中可有可无的补充物；也不像许多宗教组织的信徒们所坚信的那样，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相反，我认为宗教是人类大脑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副产品”。数千年来，宗教在建立新型领导模式、促进社会体系复杂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进程使人类经历了祖先崇拜、权力世袭体系、君权神授等阶段，并最终催生了广泛传播于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道德化宗教阶段。
然而，随着宗教组织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新的宗教形式正在悄然兴起，且大多不为公众所察觉。广告业、社交媒体和大型新闻集团正以越来越有创意的方式利用人类天生的宗教直觉，例如利用品牌拟人化和行为矫正等技术手段。这样一来，少数精英群体不断地从人们的轻信中获利，且其获利规模远超历史上任何的宗教组织。更糟糕的是，代价往往由那些最无力支付的人承担。然而，在此我要再次指出，我们有能力掌控全球资本主义所肆意利用的那些人类天性，并利用这些人类天性来实现我们都认同的结果，例如通过改革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机构。由于宗教直觉对于人类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消除这一人类天性，但我们至少可以管理和利用它，使其有益于人类的繁荣，同时控制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非理性且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最后，我们将讨论第三种倾向：部落性。我将论证，尽管部落性导致了历史上一些最残忍的行为，但它也促成了许多和平且具有创造性的合作模式。我也将在本书中探讨我们目前关于群体联结（group bonding）的心理根源及其对行为（无论是好是坏）影响的认识。基于这些心理学研究，我们将看到在历史进程中，我们的部落性是如何被利用并扩展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一课题上的一些发现令人不安。例如，事实证明，推动世界历史上文明兴起与传播的最有力因素之一便是战争。
同时，这些曾经有益的部落冲动如今却对我们的物种构成了生存威胁。战争已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为胜利者带来利益，因为军事技术的破坏性已远超以往。然而，我也会提出，解决我们当今许多问题的办法可能不是减少部落性，而是更多地利用部落性。后续我将讨论如何通过一系列实操性方式，将目前最有害的部落性本能转变为人类的集体优势。这一变化将不仅限于在地方社会、国家内部和国际外交层面实现，还将通过发展新型全球部落身份来实现。
简而言之，从理论上讲，这些使人堕落的人性特征也可以用于改革经济、保护地球资源、拓展合作能力和更有效地管理冲突，换言之，用于创建一个人类文明能够切实繁荣发展的新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每一部分都会在不同背景下，以相同的顺序探讨三种倾向——从众性、宗教性和部落性。通过三次围绕这些塑造了当今人类的三种倾向进行循环探讨，我们既能认识到人类某些行为特征的永恒性，也能看到我们现在拥有规划新道路的潜力。
人类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毁灭地球，包括气候崩溃、饥荒、疾病和核灾难。人类能否避免世界末日的发生，将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明智的、形成普遍共识的方式利用好人类进化而来的心理：明智是指它们以科学为基础；共识则是指它们建立在共同的道德关切、集体利益和广泛协商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世界的未来可能会比现在能预见的情况更好。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传递的信息最终是充满希望的。近期在人类天性、人类社会和文化体系演进方面取得的科学研究突破，能够应用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所有最紧迫的问题。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示危险，更重要的是，为和平合作与可持续繁荣描绘出实现路径。挑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我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而不是将其挥霍殆尽。
内容闪现
我们为何越来越爱“站队”？是这种天性在被社媒放大
网络对立为何愈演愈烈？从饭圈互撕、性别对立，到国际冲突、极端主义，我们越来越容易把自己归入某个“阵营”，并把对方视为“敌人”。
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主任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在《文明的遗产》中指出，人类天生具有三种自然倾向：从众、宗教与部落性。其中，“部落性”让人类狂热地忠于所属群体，甚至愿意为其牺牲或攻击他人。“身份融合” 是人类部落性的核心机制。一旦我们与某个群体深度绑定，就愿意为其牺牲，甚至发动攻击。社交媒体不是创造了对立，而是放大了人类本能的部落冲动。
我们无法消除这一天性，但能否理解它、引导它，甚至用它来构建更包容的世界？
部落性与战争：从身份融合到扩展
在人类历史上众多的大型聚会中，也经常出现极度狂喜与极端消极情绪相互交织的时刻。例如，对失去伟大领袖的集体悲伤，对共同敌人的愤怒与仇恨，或是对殉道者、被献祭者和角斗士的血腥死亡的恐惧与憎恶等。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在大规模群体中共享焦虑情绪对提升群体凝聚力非常有效，但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在小规模的新入会成员和士兵群体中，共同经历的情绪强烈的体验能够将个人身份与群体身份融合在一起。当这种融合发生时，人们会愿意为了捍卫和保护自己的群体而做出非凡的自我牺牲。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在更大规模的群体中（包括在整个文明中）实现这种形式的身份融合？
在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中，身份认同尤为重要，因为每个人 都经常与陌生人接触，比如在繁忙的市场讨价还价时，与国家官员交涉时，或去理发店理发时。在许多这样的互动中，人们扮演的身份是被简化的，如顾客、公民、客户等。在极端情况下，个体性似乎完全被社会身份淹没，个体就这样消失在人群中。
去个性化、对外群的贬低以及对外群敌意的增加等因素，都是军事团体的潜在优势，有助于增强战斗意愿。身份认同使人们有意愿战胜其他群体的成员。然而，认同似乎也只能让人走到这一步。它可以让人们愿意贬低外群并偏袒内群，但似乎并不足以让人们愿意为内群献出生命。由于认同并不涉及任何强烈的个人记忆或深层次的自我意识，以群体为导向的需求
可能会被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需求替代。对个人而言，生存就是最强有力的需求，即使这有悖于群体对我们的期待。在危机时刻，对许多人来说非常本能的反应就是试图躲在人群中，或当机会来临时赶紧逃跑。
基于这一推理，如果对外群开展暴力敌对行为会危及自身生命安全，那么，认同就不足以激发这种行为。部分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这些研究直接比较了身份融合和身份认同对个体为群体牺牲意愿的影响。例如，我和我的同事对居住在英国和比利时的200多名穆斯林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他们作为宗教少数群体成员遭受虐待的经历。我们发现，在愿意舍
在保护穆斯林同胞的问题上，认同的作用远远弱于融合。
身份融合对于打造一支成功的军队意义重大。如果士兵能够做到与军队融为一体，那么无论其作战计划有多么危险和艰巨，都会成为每个人的个人目标。问题是，随着军队规模的扩
大，个体变得更加默默无闻。群体的纽带不再是直接的共同经历，而变成了共同身份的象征。因此，小群体内的身份融合有被大群体内的身份认同取代的风险。
然而，不知何故，数千年来，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找到了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从最初为了抵御暴力邻国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开始，军队就成功说服了大批民众为其事业献身。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是，存在一种融合模式，它像认同那样在大规模群体内运作。我们称之为“扩展融合”，它是人类进入复杂社会以来最为危险的发明之一。
素未谋面，为何同心？
2011年，即“阿拉伯之春”爆发期间，我在利比亚遇到的革命者与营队中的其他人完成了身份融合。所谓的其他人，包括革命者早已认识的人、共同经历致命战斗的人，以及共同躲避坦克攻击和枪林弹雨的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强烈的个人经历正是能够促成身份融合的要素。但这些士兵还表示，他们与不认识的其他营队成员也高度融合—这些人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是陌生人，尽管大家经历了类似的苦难，但并非是肩并肩一起经历的。这便是扩展融合的本质：一大群素未谋面的人之间的身份融合。但是，在没有共同的亲身经历的情况下，扩展融合是如何产生的呢？
最初，我们认为扩展融合的关键在于将局部联系（比如个人直属的作战单位）投射到扩展范畴（比如个人所属的整个营队）。换言之，我们设想，个体要想与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融合，需要先与一个熟悉且小得多的群体（如家庭）融合，并将这种融合感“投射”到某个更大规模的群体上。我们找到了一些证据来支撑这一假设。
2012年，我们首次发表了一篇文章，尝试用“投射”理论来解释局部融合与扩展融合之间的关系。一年后，波士顿发生了一起惨案，恐怖分子在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放置了两个自制的高压锅炸弹，导致数百人受伤，17人被截肢，3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就在袭击发生前几天，我们团队的一名成员迈克尔·布尔梅斯特刚开始搜集与同胞之间扩展融合有关的数据，并且恰好是对波士顿的参与者进行的抽样调查。炸弹爆炸的消息一经传出，布尔梅斯特立即建议调整研究方向，以观察那些声称与自己的美国同胞融合度更高的人是否更愿意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言论—具体表现为慷慨解囊来支持受害者。
研究发现，那些对受害者表现出强烈心理亲缘感的波士顿人，即那些认为自己的美国同胞就像家人一样的人，在身份融合程度上得分更高，并且更愿意为救援工作捐款。我们认为，这种反应源于融合的“生物学路径”：与实际家庭的既有融合感被扩展到了一个更大的“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是整个国家的公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实现扩展融合的唯一路径。与局部融合一样，扩展融合通常也源自共同经历；只不过，这些经历是由大规模、素不相识的群体所共享。
我们的多项研究表明，共同经历变革性事件可以增加大规模、素不相识的社群中人们的融合度。无论是基于与群体共享生物特征的认知，还是基于在更大范围内的共同经历，扩展融合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部落性形式之一。
我认为扩展融合的发现，与火药或动力飞机的发明类似：看似无害的创新，带来了炫目的烟花表演或实现了高速旅行，但也成了高效的杀戮机器。在充满善意的情况下，扩展融合激发了令人感动的事件，如世界杯足球赛和拯救生命援助非洲慈善演唱会。但它也有着阴暗的一面，这种全新的部落性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神圣价值观和帝国主义的崛起
当人们与某个群体融合时，他们的个体身份和群体身份在功能上变得等同。如果你攻击某个人，就会激起整个群体的愤怒；如果你攻击整个群体，也会被视为对个人的攻击。这正是
为何实现融合的军队会具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因此，不难理解，当国家或帝国受到攻击时，扩展融合是如何激励第一支大型军队不畏艰险地投入战斗的。当武装群体背水一战时，无论是局部融合还是扩展融合，都会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见，融合能够激发心理上的亲缘感。在和平时期，热爱家庭的人们并不希望毁灭其他家庭，而更愿意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同样，只有当所爱的群体或其成员受到威胁时，融合才会触发极端的自我牺牲。
正如与群体高度融合的个人会为了拯救战友而扑向手榴弹一样，人们往往也愿意为捍卫自己的神圣价值观而战，甚至牺牲生命。阿特兰认为，当今的西方国家往往低估了这一点。例如，美国的外交政策未能预料到越南、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军事实力较弱的对手会有如此的战斗意志。军事逻辑似乎在于，通过一开始的武力展示给对手灌输“恐惧和敬畏”，让他们明白抵抗是徒劳的，从而摧毁对方士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阿特兰指出，拿破仑、希特勒和过去其他帝国的领导者都犯过同样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是，数量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在初期遭受重大损失后，会以加倍的决心重返战场，继续战斗。
世界历史上的所有这些创新都丰富了人类的集体遗产，最终形成了人们当今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从古埃及人和波斯人发动的战争，到蒙古人的入侵和罗马被洗劫，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冲突中，军队的动力不仅源自渴望权力的领导者的贪婪和野心，还源自与他们并肩作战者的扩展融合。
当这些最强大的帝国将世界宗教作为扩展融合的工具时，他们也引入了新的神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可以将不同背景、不同传统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世界性宗教及其前身为有着帝国主义野心的军阀和帝王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用于团结和激励来自不同种族、阶级和地区的人们。这已成为现代战争（包括 20 世纪最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标志。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以来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军事民族主义和圣战主义等）的兴起不过是这一轨迹的自然延续，社会不断向着扩展融合、帝国主义和暴力性自我牺牲的方向发展。
当今的部落性：融合、媒体和暴力极端主义
从恐怖主义、战争到帮派凶杀和足球流氓行为，现代世界中的诸多暴力现象，皆源于三种古老的力量：对内群体的偏爱、对外群体的敌意，以及纵容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规范。为预防其最具破坏性的影响，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三种因素混在一起为何会如此容易引发暴力。
身份融合最初是为了在小群体中增强韧性和促进合作而进化出来的，如今却能够将前所未有的大群体团结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的兴起。如今，新闻报道能够在跨国移民群体和世界性宗教的层面上传播共同体验。不久之前，人们还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来与他人共享强烈且具有个人变革性的经历，如大型国家仪式或大屠杀、侵略等。然而，随着通信形式
和媒体报道的发展，强烈的体验几乎可以瞬间通过间接方式与他人分享，从新闻摄像画面到社交媒体上的视频，途径无处不在。这为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共享经历和扩展融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制。
因此，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可以在广阔的地域上迅速形成，有时甚至会促使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卷入暴力的群体间冲突。如今，已无人能在类似竞争中获得胜利。将民众团结在强硬政策背后的这种能力，曾经既是诅咒也是福音：暴力冲突虽然可怕，却是推动社会复杂性增长的主要机制。然而，如今的情况截然不同。当今武器的破坏力日益增强，这意味着由部落性本能驱动的大规模战争只会将人类引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新形式的部落性带来的问题，不仅体现在人们如何与敌人作战，还体现在如何在群体内部施加惩罚。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将大量人口监禁起来以防止暴力的做法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已成为全球各国的标准做法。如今，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都在监禁并排斥大量“部落”成员，将他们标记为外群体成员，并阻碍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这一做法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好处却并不明显。这种社会功能失调的惩罚模式背后的驱动力，正是激发对外群体莫名仇视的部落性。然而，对罪犯的污名化并非基于阶级、种姓或种族（至少不一定以一种公开或明确的方式），而是基于道德。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创造出更加沉浸式的报道方式，通过媒体间接共享变革性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扩展融合现象，其范围和强度只会持续扩大和加深。我们或许希望新闻报道能更多地关注冲突带来的关键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和平解决的策略，而不是一味报道那些容易激发人类情感和嗜血欲望的故事。然而不幸的是，后者才是吸引读者的关键。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是无法改善的。人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我们拥有越来越有效的手段，可以确定扩展融合在何种情境下更能够促进和平合作，而非导致具有破坏性甚至致命的结果。其二，扩展融合本身并非问题所在—实际上，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经历，可以带来诸多积极影响。当扩展融合与对外群体的威胁感知以及纵容暴力的规范相结合时，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机会来实现集体利益呢？
即便对内群体的心理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要在恐怖分子采取行动之前发现暴力极端主义也并非易事。每一个潜在的暴力极端分子背后，可能有无数个表达极端观点但并不构成实际威胁的个体。
因此，执法部门和去激进化项目或许会忽略那些真正重要的迹象，反而去追踪错误的对象—那些宣泄对外群体的极端仇恨但并不真正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公开发表支持被禁组织的言论属于犯罪，会被处以重刑。但这种做法是否能降低恐怖主义风险却值得怀疑，因为它可能反而会加剧人们对外群体威胁、压迫或迫害的认知。
在分裂的世界中寻找共同归属
人类的智慧不仅让我们能够从远处认识地球，还能让我们理解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历史的产物。早在了解板块构造或自然选择下的进化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思考起源问题—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如今，借助互联网，我们只需轻点一下按键，就能基于大量的考古和历史数据直观地了解人类的起源。
技术创新有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更具震撼力和激励性的方式，唤起我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认知。如今，我们不仅越发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家园内，更目睹着全球性问题正日益影响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珊瑚白化以及海洋污染等诸多问题上，我们已经能较为直观地感受到人类命运休戚相关。
然而，在冲突、移民、疾病和贫困等许多其他问题的应对上，人类的命运同样紧密相连。尽管当前的领导者们仍深陷于地方性视野与短期目标，但地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突破局限，以更具全局性和可持续性的思维与行动模式，携手共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