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17:30，我收到HR通知：试用期没过。手机屏幕亮起，我妈发来病房照片：我爸瘦得脱了形，却还冲镜头比“V”。我蹲在公司后门，把辞职草稿点了“删除”——不敢失业，更不敢断药。

爸得的是肺腺癌，二线靶向药克唑替尼，原价3万5，医保后自费1万2，每月一盒，像时钟倒扣。我月薪7千，房租占一半，剩下3500，不够药费零头。医院走廊，我挨个打电话：“姐，能再借3000吗？”声音低进尘埃，怕惊动命运。

周末，我去送外卖。深夜十二点，雨天路滑，摔了，汤洒了一半，顾客扣我20块。我蹲在路边贴创可贴，却想起爸手上埋的PICC管，比我的伤口粗两倍。回出租屋，我啃冷馒头，把烫伤藏进袖口——成年人的崩溃，连哭都得静音。

周一，主治医生找我：“药可能耐药，考虑三代药，每月5万。”我脑袋嗡一声，像被按进深水。我试探问：“国产仿制药？”医生摇头：“还在临床。”那一刻，我恨不得把“试用期没过”那张纸吞进肚子，换一份医保。

夜里，我刷短视频：年轻人裸辞去旅行、摆摊、Gap Year。我默默点“不感兴趣”。我的Gap只能存在于辞职信里，一旦按下发送，我爸的药就断档。于是我把辞职草稿移回文件夹，重命名——“等药降价”。

第二天清晨，我照常打卡。7千块很少，却是爸的“续命键”。我在心里对他说：爸，你撑住，我也撑住。等药进医保，等我转正，等我们把“试用期”熬成“长聘期”，再把今天没流的泪，一次性哭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