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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阿李
编辑丨青青子衿
唐代开元年间，原本运转良好的经济制度开始出现裂痕，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籍管理这三大支柱逐渐崩塌，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买卖失实。
安史之乱爆发后，战火连年，财政体系彻底崩溃，朝廷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德宗建中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宰相杨炎主持推行了两税法改革。
这场改革彻底改变了唐代的赋税制度，也深刻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经济格局，两税法的实施，让西南这片土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开发机遇。
两税法：从人丁税到财产税的转变
两税法的核心在于“以资产为宗”，以前按人头收税，现在改成按财产收税，这个变化看似简单，实际上是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赋税体系简化了，中央财政收入也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从直接控制每个百姓，变成了通过地方官员间接管理，这种松绑，给了地方更大的自主空间，西南地区在这场变革中获得了特殊的机遇，均田制崩坏后，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复兴。
皇帝几次逃难入蜀，带来了大批外来移民，这些移民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节度使们开始向朝廷“进献”财物，这从侧面反映出西南地区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两税法给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按下了加速键。
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不如前，豪强地主、节度使们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元稹在《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中记录了一个典型案例。东川节度使严砺，没收了122所庄宅，这些庄宅分布在梓州、遂州、绵州、剑州等地，规模相当惊人。
西南庄园经济的完整产业链
这些庄园里有什么？庄宅、奴婢、桑柘、钱物、斛㪷、邸店、碾硙，应有尽有，从农业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奴婢从哪里来？大多是失地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庄园经济既保留了耕织结合的传统模式，又带有商品经济的特性，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这是唐代后期西南庄园经济的独特之处。
严砺这个人值得细说，他是严震的族人，梓州盐亭的豪强大族，严震家世代务农，靠财富在乡里称雄，他用钱资助边军，由此入仕，严砺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在平定刘辟之乱中立下军功，元和元年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
当上节度使后，严砺开始横征暴敛，两税之外，他加征草料41万多束，在梓州、遂州两地，又加征钱7000贯、米5000石。
为什么他敢这么干？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不听朝廷号令，严砺本身就是本地豪强，利用节度使的特权扩大家产，同时也为养军蓄资。
很显然，他把公权力变成了敛财工具，两税法实施后，西南地区的物产越来越丰盈，从严砺敢于加征这么多财物来看，剑南地区的经济承载力已经相当可观，农业、手工业、商业协同发展，整个区域的经济规模持续扩大，节度使的"进献"制度也值得关注。
地方向中央输送财富，这背后是西南地区经济实力的真实写照，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博弈，形成了两税法下的新型央地关系。
无奈之下，朝廷只能默许这种局面，成都作为西南经济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蜀锦等手工业产品闻名天下，商业繁荣程度仅次于扬州，有"扬一益二"的说法。
茶马互市政策促进了边境贸易，盐铁专卖制度在西南地区也得到实施，铜矿、银矿的开发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变化。
失地农民依附于地主，社会分层加剧，豪强地主阶层崛起，地方权力结构重组，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逐渐融合，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加速了西南地区的开发进程，搞不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变化确实在发生。
两税法作为唐代重要的赋税制度改革，在“以资产为宗”的原则下，深刻改变了西南地区的经济格局。
客观上讲，它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大土地所有制的复兴带来了庄园经济的繁荣，节度使的横征暴敛虽然加重了百姓负担，但也反映出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制度变革是把双刃剑，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会加剧社会矛盾。
唐代两税法下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经验，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也启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平衡效率与公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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