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辽东，重在得人”，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选任得力的经略者与守将，才是维系疆域安定、抵御外敌内患的根本。
所以，辽东的战略价值在于“屏障华北、制衡东北亚”。
所谓“得人”的本质，是让治理者适配辽东“农牧交错、部族杂居”的特殊格局，既能以军事手段抵御外敌，又能以柔性政策融合族群，二者缺一不可。”，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选任得力的经略者与守将，才是维系疆域安定、抵御外敌内患的根本。
所以，辽东的战略价值在于“屏障华北、制衡东北亚”。
所谓“得人”的本质，是让治理者适配辽东“农牧交错、部族杂居”的特殊格局，既能以军事手段抵御外敌，又能以柔性政策融合族群，二者缺一不可。
以历史实践来看，“得人”的智慧具体体现在两个关键维度：
1. 选任深谙边情的统帅型人才
早在汉唐时，辽东是抵御高句丽、鲜卑与新罗等势力的前沿，朝廷多选派兼具军事韬略与治理能力的将领镇守。
比如东汉的公孙度，在辽东招抚流民、屯田练兵，既巩固了边防，又推动了当地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融合；到明代中后期，辽东成为抵御后金的核心战场，熊廷弼、孙承宗等经略大臣，均以“守战一体”为策略，整顿军纪、修缮城池、联络女真部落，一度稳住了辽东防线。
唯独后期用人失当（如袁崇焕的悲剧），直接加速了辽东局势的崩坏。
2. 启用熟悉部族事务的羁縻治理人才
辽东聚居着鲜卑、契丹、女真等众多游牧部族，单纯的中原式郡县管理难以奏效。
因此，历代王朝常任用通晓部族语言与习俗的官员，推行羁縻政策。
比如唐代在辽东设安东都护府，选派的都护多能协调汉人与高句丽遗民、契丹部落的关系，通过册封部族首领、开放互市等方式化解矛盾；元代则在辽东设行省，任用熟悉东北地理的蒙古贵族与汉族官员共治，保障了从辽东到漠北的交通线畅通，也为明清经略东北奠定了基础。
具体到明末的辽东局势，辽东之败实际上应该追溯到1592年的万历朝鲜之战，辽东军作为明军主力入朝打鬼子长达近7年之久，伤亡颇为惨重。居心叵测的努尔哈赤一直在旁窥视战局，还不断上书朝廷表示要带兵到朝鲜参战，实际上就是想浑水摸鱼扩大势力，朝廷自然不搭理他。
此战后，辽东军元气大伤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无法再稳压辽东各派势力，努尔哈赤这才趁机崛起成了明朝大患。
等到后金努尔哈赤崛起后，明末辽东局势就失控了，明廷的应策略也错了。就跟朱允炆靖难之役的做法一样导致失败！最实际的策略就是坚壁清野据险而守，采取游击战骚扰，敌进我退守，敌退骚扰！努尔哈赤的八旗军就跟朱棣的燕军一样，数量看起来劣势，但是身经百战以一当十，朱允炆和朱翊钧都不懂分析双方优劣势，自恃数量采取攻势，有生力量都被消耗了！后面的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都是采取守势，努尔哈赤根本无计可施..这种策略就是蒙古和朝鲜得保护好。但是等到皇太极时期，蒙古朝鲜变成满清的附庸，可以绕道无后顾之忧，这种策略就没用了！
关于王在晋和孙承宗关于辽东战略的判断，从上帝视角来看，王在晋确实是对的，孙承宗错：山海关北面山河纵横、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没有海军的大军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兵力，也无法长期驻扎；而山海关以南地势开阔、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守卫方可以随时随地的增强兵力装备和各种防御物资，这样的地势就决定了在冷冰器时代，从北面永远无法攻破山海关！
山海关唯一一次被攻破也是从南面——想当年当年成吉思汗攻打山海关，用自己的几个女儿贿赂山海关前几个部落，然后发动对山海关的全力偷袭！然而，即使是这样，强大的蒙古军面对战力几乎是不堪一击的金军，仍然在山海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人力再强，岂能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相争？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成吉思汗绕道紫荆关，从南面攻击，这才拿下了山海关。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山海关被攻破，而且是从背面！
由此可见，可以说王在晋这个计划非常讲求实用，围绕这个计划，王在晋修八里铺的预算用度非常紧凑、节俭，整个八里铺修建方案才九十三万两银子，节省又实用！
王在晋认为，财政问题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比后金作乱可怕的多！所以他一担任辽东经略，目标不再是费更多的银子尽快去灭了后金（反正当了裤子也凑不齐），而是要避免辽东问题成为尾大不掉之患，从而引发朝廷的心脏——换句话说，王在晋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他首先要确保的是大明王朝不会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其次才是等待条件成熟后将努尔哈赤一举歼灭。#孙承宗和熊廷弼谁最有战略眼光?##王在晋##袁崇焕##你若是崇祯，杀不杀袁崇焕##袁崇焕如果不死能不能平定辽东?##明末##明末明朝为什么不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辽东##后金##皇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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