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女儿》是1958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经典革命电影，在几代人心中都影响深远。，
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跨越了六十余年、不断被各种艺术形式演绎的红色文化符号。
观看这部原版电影，能感受最原初的故事力量和黑白影像的质感。
它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苏区的女共产党员——李玉梅，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最终慷慨就义的故事。
电影中，李玉梅的扮演者——田华，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信仰、坚韧与牺牲诠释得感人至深，其表演备受赞誉。
影评家茅盾曾评价：“田华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电影就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我陆陆续续看过田华的其他电影，其中《白毛女》很有名。但是，《党的女儿》，是我看的最早的关于田华的电影，感觉也是最好的！
当你看这部电影时，能感觉到田华对角色的诠释，远非技术演绎，而是一种源自血脉的“真情流露”。那简直就是真实经历的内化：是生命与角色的交融！
据田华自述，她12岁参军，16岁入党，亲历战争与战友的牺牲。这让她对李玉梅的信念与斗争有了切肤之感——不仅如此，为演好江西背景的角色，她主动寻访苏区女代表，听她们讲述斗争故事、唱兴国山歌。这些鲜活素材让她“一合上眼”，角色形象便跃然眼前。
所以她曾说：“我就是党的女儿”。
田华在电影里一人分饰两角。
她清晰区分了李玉梅和其成年女儿“小妞”两个角色，并传递出复杂的内心。
饰演女儿小妞时：眼神活泼稚气，水汪汪的，展现文工团演员的纯真。
塑造母亲李玉梅时，背着孩子从竹桥一路小跑，赶到近前，一侧身，把孩子让给丈夫抱。一连串的动作亲切自然，神情欣喜激动。
——田华的表演精湛在于对细节，尤其是眼神和情感的精准把控。
田华演此剧是三十岁，剧中年纪，也符合一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留短发，不绾髻子，响应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口号。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极其有神，看去和善、安详又机警。
与丈夫分别时：眼神变得深邃复杂，眼中含泪却低下头，表现成熟的克制。
很快，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白匪军卷土重来，红色根据地一夜之间变了颜色，到处充满了血雨腥风。
玉梅的家乡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来不及转移的赤卫队干部和红军家属惨遭毒手。
看到同志牺牲：玉梅的眼中没有泪水，只有一丝冷峻的光，传达仇恨与坚毅。
玉梅侥幸逃生后，和党失去联系，带着五岁的女儿，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组织群众坚持斗争。
在去东山寻找党组织的途中，遇见另外两个女党员，三人成立了党小组。她们发誓一定找到党组织，等红军打回来，为死难的乡亲报仇。
在严酷环境中，她们展现了在绝境中依然蓬勃的革命生命力和女性特有的机敏，坚韧与智慧。
与忠诚和担当的对立面就是叛徒。
李林，是新中国影史上以反派角色著称的演员。他在《党的女儿》之前，已在《钢铁战士》《地下尖兵》等片中成功塑造了各类反派。但是演叛徒，我是第一次见到。
李林塑造的马家辉，身份复杂，表面是党的区委书记，实则是叛徒。
他一出场就是在杀气腾腾的刑场上，藏身在暗处，悄悄地辨认，因为他出卖而被捕的党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马家辉的叛变，起初被归于贪生怕死，因为在最初变节过程中，他对妻子的态度，展现了人性的挣扎——源于保护亲人的软弱。
他以妻子哥哥参加红军，来掩饰妻子的反常表现——心理防线崩溃的过程显得真实可信。
作为区委书记时，他外表“沉着老练”，极具欺骗性——玉梅两次被捕都是因他所为。
当同志尚未清楚他叛变的真相，李林的表演精准捕捉了这种双重性：在同志面前维持镇定与领导姿态，私下则流露出惊恐与算计。
他没有将角色简单演成“坏蛋”，而是通过眼神、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展现角色在出卖同志时的挣扎、恐惧，让观众看到背叛的心理轨迹。
但是，当马家辉妻子当场揭穿他叛变的假相，马家辉立刻脸色大变，面对玉梅的夺路逃走，马家辉不惜杀死妻子，紧追不舍，手段之狠辣，极具冲击性。玉梅拼尽全力，才逃脱了魔爪。
马家辉要抓捕玉梅的这场激烈搏斗和追赶过程，当年看得真是惊心动魄，紧张万分！
为掩盖罪行和讨好敌人，马家辉变得丧心病狂——李林刻画了这种本性恶劣，且堕落后的叛徒的狠毒，展现了他作为反派表演艺术家的深厚功力。
和叛徒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共产党员玉梅。
《党的女儿》故事来源与背景：改编自作家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里边的女主人黄新，（玉梅的原型）是老苏区女英雄的典型之一。
我读过原著小说，王愿坚的小说都具备结构谨严,语言凝练,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的优点。《党费》这篇小说，更是把黄新这个普通党员对党的赤子之心表露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分——当游击队的同志生命危急,她从容镇定地把孩子托给组织,牺牲自己,保护了同志——这部分描写，给我留下的印象经年不忘。
由于小说是第一人称的缘故吧，主人公的展开行动受限，所以电影前半部分增加了不少情节，直到离电影结束还有半小时，才和小说相融合。
比如电影里，通信员小程和玉梅见面，《党费》里，王愿坚这样描写：
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面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描写侦查员小程: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但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努力为游击队筹盐（特殊党费）的玉梅:
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
用咸菜代替银元交纳党费，一筐咸菜当党费”的故事，将基层党员对党最质朴、最深厚的情感凝聚在具体的物件上，这是信仰的朴素表达。
在战争年代，盐，咸菜，就是救命，像药品一样珍贵。
小说里对孩子吃咸菜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描写。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晴骨碌碌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 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
电影演的也很符合，孩子将长长的豆角高高举起，要往嘴里塞。
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
电影演得更迸溅火星——妈妈不仅抢过来豆角，还大声训斥孩子。
为什么这样呢？
她这是千方百计为留在山上的游击队腌制的咸菜，她把咸菜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甚至舍不得让自己的小女儿吃上一口。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孩子想吃咸豆角，却又一把被抓回去——孩子的哭声确实也让人泪目。
所以，小程忍不住批评她: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玉梅怎么解释呢？
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因为叛徒出卖，敌军破门而入。玉梅的家被敌匪首带人包围。
为掩护同志脱险，玉梅挺身而出，毫无畏惧了。
——知道了你还问什么？
一句话将对敌人的蔑视，仇恨，及战斗的坚决全部表现出来。
搜查开始了。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电影里的表现可没那么平静，增加了长时间的激烈打斗。田华的反抗动作几乎不像一个女人——那么灵活，有力，战斗力爆棚！真是好样的革命者！
阁楼里藏身的小程，听到下边的打斗和孩子受惊吓的哭声，忍不住了，拔出枪来要往下冲。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
这时，演员的高光时刻到了——母亲李玉梅对小妞喊出“不要哭，要听妈妈的话！”
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的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这句台词具有双关含义。它既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最后嘱托，也是一位党员对同志（通讯员小程）的隐蔽指令。
更象征着“党的女儿”——对信仰的忠诚。
党员玉梅就这样英勇牺牲。
被捕就义前：玉梅的特写镜头中眼神无畏而坚定，将牺牲的崇高感推向顶点。
这是获得了时代的高度认可和观众共鸣的镜头：影片让无数观众泪流满面。
小说的结尾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电影也是这么演的，但是增加了小妞在箩筐里大声啼哭的情节——孩子的哭声是催泪的“音效”，响彻全场，经久不息。
我现在明白，这是烘托英雄形象的关键艺术手法，也是情感节奏与戏剧张力的节拍器。
据说，导演曾为激发小演员的真实反应而采用特殊方法（如刚才抓走玉梅、要求对手演员真打！），这使得孩子的哭声极为逼真，增强了戏剧感染力。
小妞的哭声贯穿全片，她的每次出场和哭声都紧扣剧情转折点，有效烘托了白色恐怖的环境氛围。
在母亲李玉梅就义的关键时刻，小妞撕心裂肺的哭声，将英雄的牺牲具体化为一个孩子失去母亲的巨大悲痛。这哭声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更见证了革命者舍弃家庭的崇高选择。
小妞的哭声时刻提醒观众李玉梅不仅是一位坚定的党员，也是一位深爱孩子的母亲。这种身份的重叠，让李玉梅的英勇、坚韧和对信仰的忠诚显得更加真实、有血有肉，而非概念化的英雄。
孩子的哭声与残酷的革命环境形成强烈对比，让观众对革命年代的牺牲产生更深刻的情感共鸣。
它像一根情感引线，让宏大的革命叙事落在了最柔软、也最动人的人性基石上。
这部电影及其衍生作品为何能经久不衰呢？因为它讲述的是关于信仰、忠诚、牺牲与母爱的朴素故事，这些情感能穿越时代，打动人心。哪怕信仰的故事不能代代相传。
电影结尾，小妞父女终于相认，怀念母亲玉梅留下的遗物:一个党证和两块银元。小说结尾是:小程带着小妞上山，交给魏政委两块银元。表达各有差异，效果异曲同工。 此处，就用原小说《党费》的结尾作为结束吧：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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