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给我拿两盒恒大，要全开的。”
1984年的天津街头，一个小青年把皱巴巴的毛票拍在柜台上，眼神里透着股子急切。柜台里的售货员眼皮都没抬，甚至连手里的毛衣针都没停下，冷冰冰地甩出来两个字：“没货。”
这场景在当年的天津卫，比现在早高峰堵车还常见。
那时候，谁要是能从兜里随手掏出一盒蓝壳的“恒大”，不用说话，周围人的眼神立马就不一样了。那不仅仅是一盒烟，那是面子，是硬通货，甚至比人民币都好使。
可让人纳闷的是，明明满大街都能闻见那股子特有的烟草醇香，真要拿着钱去买，却比登天还难。
这种一边是“满城尽抽恒大烟”，一边是“有钱没票干瞪眼”的怪象，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这背后藏着的，是一段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荒诞的特殊岁月。
02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还得把日历翻回到50年代。那时候的天津卷烟厂，那可是真真正正的风光无限。
烟草行业里有个响当当的说法，叫“上青天”。这三个字代表了当时中国烟草工业的最高水平——上海、青岛、天津。这就好比现在的互联网大厂三巨头，地位那是杠杠的。
1952年，天津把全市大大小小三十八家烟厂给整合了，这一下拳头攥紧了，力量就大了。当时的产量，每个月能有一万大箱，这在那个纯靠人工和半机械化的年代，绝对是个吓人的数字。
那时候的“恒大”牌香烟，讲究的是真材实料。选用的烟叶都得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发酵，把那股子生青气和杂味儿都给逼出去，只留下最纯正的烟草本香。
虽然价格比别的牌子贵点，但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一分钱一分货，抽进嘴里的东西，含糊不得。
不过，那个年代的审美，放在咱们今天看，多少有点“阴间”。
当时厂里生产过一种叫“大婴孩”的香烟。光听这名儿，你可能觉得挺喜庆，大胖小子嘛。可真等你见了那个烟盒，保准得心里咯噔一下。
烟盒上印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婴儿头像，那画风不是现在的卡通萌娃，而是那种写实得过分的风格。
惨白的脸，乌黑的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你，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这要是大半夜的，谁要是猛地掏出这么一盒烟，胆子小的能当场给吓趴下。
可就是这么个现在看来能当恐怖片道具的包装，在当年那也是正经八百的老牌子，还挺受欢迎。这也说明那个年代的人，那神经是真大条，也是真淳朴，只要烟好抽，包装吓人点也就忍了。
那时候的物价，说出来能馋死人。
到了七八十年代，“恒大”卖三毛钱，“墨菊”两毛八，“大港”两毛二。要是手头实在紧，还有一毛五的“前进”和一毛三的“绿叶”兜底。
那时候的三毛钱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候的一斤猪肉也就几毛钱，一顿早点几分钱就能吃得肚儿圆。三毛钱一盒烟，对于一个月挣个三四十块钱的工人来说，那绝对算得上是高消费，是奢侈品。
所以，那时候谁要是天天抽恒大，那家里非富即贵，要么就是不过日子的败家子。
03
日子要是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也就没后面那些糟心事了。
可到了80年代初，风向变了。国门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涌进来了，老百姓的眼界也开了。
大家伙儿突然发现，这外地运来的两三毛钱一盒的烟，包装花花绿绿挺好看，闻着还有股特殊的香精味儿。
这一对比，天津本地的烟就显得有点尴尬了。
除了“恒大”还能勉强撑住场面，其他的牌子质量那是肉眼可见地往下掉。
这里头跌得最惨的，就是“墨菊”。
当年两毛八的“墨菊”，那口碑是仅次于“恒大”的二当家。可那几年，这“二当家”算是彻底把脸给丢尽了。
买“墨菊”简直就像是在赌博。运气好的，能买到一盒正常的；运气不好的，拆开封条，一股子捂烂了的霉味儿就扑鼻而来，熏得人脑仁疼。
这还不算最坑人的。最让人崩溃的是那个做工。
那时候经常出现一种叫“空头烟”的情况。你刚点着火，美滋滋地吸了一口，结果发现烟头那儿着了，中间却是空的，只有纸没有烟丝。那一瞬间的落差感，别提多难受了。
还有更绝的，就是接缝处粘不牢。
正抽得起劲呢，突然手里一轻，“啪”的一下，烟从中间裂开了。滚烫的烟丝直接掉在大腿上或者新买的裤子上，烫出一个黑窟窿。
那时候的天津街头，经常能看见有人一边拍打裤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不用问，准是让“墨菊”给坑了。
即便质量烂成这样，你想买还未必买得着。
因为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的尾巴，买啥都得凭票。粮票、布票、肉票，当然也少不了烟票。
逢年过节，单位发了几张烟票，大家伙儿跟过年似的，一大早就去供销社门口排队。队伍排出去二里地，就为了那一盒蓝色的“恒大”。
要是去晚了，售货员两手一摊：“恒大没了，只有绿叶，爱要不要。”
那种失落感，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体会不到了。拿着钱，拿着票，却买不到心头好，那种憋屈，能让人难受好几天。
04
正规渠道买不着，质量又不行，那烟民们的烟瘾怎么办？
这就逼出了一个神奇的江湖——广东路。
当年的广东路、南开影院门口、八里台立交桥底下，那是天津卫最热闹的“地下交易中心”。
一到晚上，路灯昏暗，影影绰绰的全是人。
这些人大多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双手揣在袖筒里，眼神警惕地四处乱瞟。这就是当年的“倒爷”，也就是烟贩子。
你别看他们穿得普普通通，那怀里揣着的可是紧俏货。
他们有路子，能从烟厂的门市部、经营部把烟弄出来。但你以为他们容易？那也是赚的辛苦钱。
那时候烟厂批发也有规定，一次限购十条，而且必须“搭售”。
这“搭售”就是那个年代最流氓的商业逻辑。
你想进十条好卖的“恒大”？行，没问题。但你必须得把那堆没人要的“古吉玉”或者“协力”也给带走。
这就好比你去饭店点盘红烧肉，老板非逼着你再买五斤烂白菜，不买白菜，肉也不卖你。
小贩们为了攒够手里那点好烟，一上午得在门市部排五六次队，还得跟孙子似的求爷爷告奶奶。
等到了晚上，这些来之不易的好烟就出现在了广东路的地摊上。
那价格，听着都心惊肉跳。
市面上几毛钱的烟，在这儿能翻好几倍。“良友”要四块八，“金恒大”要一块八，“紫光阁”要两块二。
这价格在当时简直就是抢钱，那时候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够买几条烟的。
但没办法，你要办事，要送礼，要面子，这就得挨宰。
这里头还有个更奇葩的规矩，叫“配货销售”。
你要是想买那种一块二一盒的“郁金香”，小贩会冷着脸告诉你：“不单卖。”
非得给你搭上一盒卖不出去的“海河”或者那个容易炸裂的“墨菊”，两盒捆一块儿，算你八毛五。
你明知道那盒搭来的烟是垃圾，甚至拿回家就得扔垃圾桶，但为了那口好烟，为了那个能拿得出手的面子，你只能咬着牙掏钱。
那时候还流传过一个特别邪乎的谣言。
说广东湛江出了一种叫“宝鹰”的烟，也不知道是哪个“懂行”的人传出来的，说这玩意儿“杀精”。
这话一出来，那简直是炸了锅。那时候的人科学素养普遍不高，对于这种涉及传宗接代的事儿那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一时间，只要有人掏出“宝鹰”，周围人都会投来一种既同情又怪异的目光，搞得这烟彻底没了销路。
现在想想，那纯粹就是无稽之谈，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种谣言比圣旨还管用。
05
这场关于烟草的混战，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中期。
这时候，真正的“狼”来了。
洋烟大举入侵，“万宝路”、“健牌”、“七星”、“三五”，这些听着就洋气的名字，带着一种现代化的冲击力，席卷了天津市场。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要是能从兜里掏出一盒红白相间的万宝路，那感觉不亚于现在开着豪车炸街。那是身份，是时髦，是跟国际接轨的象征。
相比之下，手里那盒皱皱巴巴的“恒大”，瞬间就显得土得掉渣。
天津卷烟厂也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市场份额眼看着被洋烟一口口吞掉，再不改，那就真得关门大吉了。
这次，厂里也是下了血本。
他们跟美国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签了协议，搞技术合作。这菲利普莫里斯是干啥的？那就是生产万宝路的老东家。
天津卷烟厂引进了全套的洋工艺，甚至连卷烟纸都换成了法国进口的高透气度纸，包装也换成了高档金卡纸。
这一番折腾下来，终于推出了“精品恒大”。
这新恒大一上市，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在好几次评吸会上，那都是拿了高分的。
后来，厂里又搞出了低危害技术的“江山”烟，算是给天津烟草挽回了一波颜面，也让老天津卫的烟民们在洋烟面前挺直了腰杆。
06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彻底放开，票证成了博物馆里的文物，广东路上的烟贩子也都散了伙。
现在你想抽什么烟，便利店里应有尽有，只要你兜里有钱，没人再会逼着你买烂白菜。
但属于天津烟的那股子特殊劲儿，也随着那个时代一起飘散了。
如今的酒桌上，大家递烟讲究的是“中华”，讲究的是云南烟，那是新的社交礼仪。
那个为了买盒好烟得看售货员脸色，那个抽着“墨菊”提心吊胆怕烫了裤子，那个在立交桥底下跟小贩讨价还价的岁月，终究是成了老一辈人茶余饭后的笑话。
当年那些在广东路靠着“搭售”赚得盆满钵满的倒爷们，有的后来发了财，有的折腾光了家底。
那个曾经让无数天津爷们儿魂牵梦绕的蓝壳恒大，现在静静地躺在超市的角落里，偶尔会被怀旧的人买走一包。
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老人，看着这个喧嚣的新世界，不再说话。
这哪里是烟啊。
这分明就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里，老百姓为了点体面，为了点滋味，不得不咽下去的苦辣酸甜。
烟圈吐出来，风一吹就散了，可那股子味儿，怕是这辈子都忘不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