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秋天，桂花香飘满整条胡同，我却在自家土坯房里，攥着那张印着“国营机床厂学徒工”的安置通知书，手脚冰凉，这是父亲走后，街道办给烈属的优待，是我们家跳出农门的唯一指望，可邻居张建国的敲门声，打碎了所有期待。
张建国比我大五岁，家境在胡同里算殷实，他爹是公社的会计，手里有几个活络钱。他进门就塞给我娘两斤红糖，搓着手开门见山：“大强，你看你娘身体不好，家里离不开人，机床厂在城里，来回折腾不说，学徒期才十八块工资，我给你凑三百块，再托人把你调到城郊的水库管理站，清闲，离家也近，还能照应家里。”
三百块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够我娘买半年的药，还能把漏雨的屋顶拾掇好，我犹豫着摇头，那是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多少人挤破头都得不到。
可张建国早有准备，隔天就拉来公社的熟人，说水库管理站是正式编制，就是偏点，活儿不累，守着大坝抄抄水位就行，我娘坐在炕沿上抹眼泪，劝我：“强子，咱娘俩能活下去就好，建国是邻居，不会坑咱。”
最终我点了头，张建国拿着我的安置通知书，托他爹找了街道办的关系，改了名字换了信息，顺理成章进了机床厂，而我背着铺盖卷，踩着泥泞的小路，到了离城三十多里的红旗水库。
管理站就三间瓦房，加上我一共三个人，另外两个是快退休的老职工，日常就是巡查大坝、记录水位、清理库区杂物，日子单调得能数着树叶过。
头一年我悔得肠子都青了，看着张建国每个月回城，穿着笔挺的工装，给胡同里的人发机床厂的劳保手套，听他吹嘘厂里的福利，我就躲在水库边抽烟。
夜里听着风吹过坝体的呜呜声，想着自己本该在城里学技术、熬资历，却困在这荒郊野外，连个说话的年轻人都没有，就忍不住怪自己贪钱，怪张建国钻了空子。
可日子总得往下过，我跟着老职工学看水文、学修柴油机，闲下来就在水库边开垦荒地，种上玉米和蔬菜，还学着钓鱼摸虾，补贴家用。
我娘每隔半个月来一趟，看着我晒得黝黑却结实，又尝着我带来的鱼干，总算放下心来：“比在城里受气强，踏实。”
这边的日子慢慢步入正轨，城里的张建国却渐渐没了往日的风光，机床厂效益起初确实好，可到了八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兴起，国营厂的铁饭碗开始松动。
张建国没什么文化，学徒期学的那点技术跟不上新设备，又仗着他爹的关系偷懒耍滑，被车间主任处处排挤，后来厂里裁员，他第一批被下放，成了待业青年。
为了糊口，张建国跟着别人倒腾服装，起初赚了点小钱，就飘得不行，借钱扩大生意，结果遇上假货风波，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债。
他爹急火攻心住了院，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胡同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而我这边，随着水利设施逐渐受重视，水库管理站的待遇慢慢提高，不仅涨了工资，还分了一间带院子的宿舍，我娶了邻村的姑娘，她跟着我在水库边种菜养鸡，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九十年代初，红旗水库扩建，成了县里的饮用水源地，管理站升级为水利所，我因为经验足、肯钻研，被提拔为副所长，手里管着十几个弟兄，负责库区的安保和水质监测，单位给配了摩托车，后来又换成了小汽车，我再也不是那个躲在水库边自卑的年轻人了。
重逢张建国是在县城的菜市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褂子，蹲在路边卖青菜，头发斑白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他看见我，愣了半天，才局促地站起来，搓着手说：“大强……是你啊。”
我拉着他到旁边的小吃摊，点了两碗馄饨，他低着头，声音沙哑地说：“我悔啊，当初不该抢你的工作，机床厂早倒闭了，我折腾了这么多年，啥都没落下，还连累了家里。”
他说自己后来又去工地上打零工，腰被砸伤了，干不了重活，只能靠种点青菜卖点钱糊口，老婆也因为穷，十几年前就跟人跑了。
我没多说什么，只是给他添了碗汤，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剩唏嘘，当年那三百块，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他以为抢来的是铁饭碗，却没料到时代会变，投机取巧终究抵不过踏实肯干，我以为失去了捷径，却在偏远的水库边，一步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后来我托人给张建国找了个看大门的活儿，不算累，够他糊口。他每次见了我，都一个劲地说谢谢，眼神里满是愧疚。我总劝他：“过去的事就翻篇了，日子好好过就行。”
如今我早已退休，还住在水库边的院子里，每天沿着大坝散步，看着清澈的湖水，听着鸟鸣，日子悠闲自在，偶尔想起1977年那个秋天，我才明白，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好路坏路。
所谓的捷径，可能藏着陷阱，看似的绝境，或许藏着机遇，张建国的悔，不在于没守住工作，而在于他始终想着走捷径，却忘了脚踏实地才是最稳的路，而我不过是在命运给的另一条路上，慢慢走，慢慢熬，终究熬出了属于自己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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