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0年，北京菜市口。
大明督师袁崇焕被绑在柱子上，被千刀万剐。周围的老百姓群情激愤，争相抢食他的肉，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袁崇焕想不到，崇祯也没想到，近三百年以后，杀袁崇焕这事，居然会让后人争的面红耳赤，至今不休。
其实这事完全没必要吵，尤其是对于今人，毕竟我们是站在上帝视角，看待很多问题可以更全面，更务实，而不是抓住一个黑点去否定全部，也不是抓住一个亮点去肯定全部。
袁崇焕到底该不该杀，相信大家看完这篇文章，心中都会有数。
1619年之前，袁崇焕还只是个纯粹的读书人，这一年，他考中了进士，被分配到福建邵武做知县。
三年以后，他进京述职，突然就投笔从戎，弃官从军，跑到前线加入了抗金队伍。
从这一点看，老袁绝对是个热血青年。
不仅如此，四年以后，他取得宁远大捷，杀伤后金军1.7万人，取得了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以来的第一次大胜。
让人惊讶的不是这次宁远大捷，而是指挥这次战役的人，是一个文人出身，弃文从武只有四年的袁崇焕。
嗨，谁说文人不知兵的。
宁远大捷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守城保卫战，在战前，袁崇焕一方面整顿防务，坚壁清野，另一方面，袁崇焕在军心和战斗意志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本道（袁崇焕自称）定与此城为存亡，而本道申明内有各将领或守或援，俱当与本道为存亡。结连一处，彼此同心，死中求生，必生无死。但恐贤愚不一，除临阵退缩，本道法所得及，径于军前诛之。”
为此他还移檄后方的前屯卫总兵赵率教、山海关总兵杨麒，说凡见逃兵即以间谍论，逮捕处死，若有一兵溃入前屯卫，一卒逃进关内，则问罪赵、杨二将。
甚至于还当面恳请经略高第，战时不要出兵援助，以谋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
在战前动员中，崇焕泣血誓守，啖草以励众曰：“苟能同心死守，我为牛羊以报，是所甘也！”
有一说一，这不是一个惜命的人。
所以教员评价袁崇焕：明末爱国领袖人物。
老袁不仅爱国，而且脑瓜子确实很好使，这种好使不仅体现在战场上，还包括战略灵活性上。
我要说的这点，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毕竟这也是崇祯要杀他的“罪状”之一，但老张我仔细查了资料，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妨分享给大家一起看。
袁崇焕对后金的整体战略，大致可以总结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
简单来说，守为正着是指以防御为主，不构筑起关宁锦防线，并总结出“凭坚城以用大炮”的防守模式。
战为奇着，指的是不打无准备之战，反对浪战，而是以奇袭战为主，达到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效果。
这两点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明朝不仅却兵饷，还缺战马，袁本人就说过：“今关内外不乏战士，惟乏壮骑。”
也就是说，老袁的核心思想，就是以防守和游击战术，来拖延战局，以达到边打边养兵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有了第三条“款为旁着”。
这也是让他送命的一条，至今争议极大。
所谓“款为旁着”，就是议和。
给努尔哈赤吊丧，给皇太极写信，反复的持续的秘密接触、谈判。
从1626年12月，到1629年的7月，袁崇焕和皇太极的书信谈判，往来达到17次。我特意查了下资料，其实内容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这里简单挑几封总结：
第一份，皇太极写给袁崇焕，要求修好，因自称“大金国”而被退还。
第二封，皇太极写给袁崇焕，申述七大恨，约定“和好之礼”，无果。
第三份，袁崇焕写给皇太极，要求归还城池人口、责备后金入侵朝鲜。
同一天送过去的还有一封李喇嘛给皇太极的信，内容是劝皇太极放下七大恨、息兵修好。
第四封，皇太极回信袁崇焕和李喇嘛，逐条驳斥上一封信，指责袁崇焕矮化后金
第五封，皇太极写给袁崇焕，（距离第四封间隔一年半），要求恢复议和交涉。
第六封，袁崇焕回信皇太极，同意恢复议和交涉，要求皇太极接受册封。
第七封，皇太极回信，同意册封，但提出以大凌河和三岔河划界，请颁金国汗印。
等了两个月无果。
第八封，皇太极再度写给袁崇焕，催促袁崇焕在七月初五日前回信并送回喇嘛使者（也就是李喇嘛）。
第九封（距离第八封过去7天），皇太极再次写信给袁崇焕，询问袁崇焕是否假意修好，并有意扣押喇嘛使者？
第十封，袁崇焕终于回信，且连回两封，内容分别是，婉拒皇太极划界及颁印之请，以及：要求皇太极反省，说明自己因“出海”而未能及时回信。
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袁崇焕确实出海了，而且还杀了毛文龙。
第十一封，皇太极写给袁崇焕，声明辽东乃“天赐”后金，指责明方作梗和议。
第十二封，袁崇焕回信，要求皇太极反省，表示和谈不易。
第十三封，皇太极终于死心，他在信中点名兵部尚书王洽、宁前道孙元化不愿和，宣告就此破裂。
以上，更像是袁崇焕以及背后的明廷在玩弄皇太极，真算不上什么投降。
不过，明朝的朝野舆论普遍是反对议和的，鉴于北宋因议和而倾覆，因此“谋款”日后也成了袁崇焕谋叛的罪状之一。
当时的人或许受限于狭隘的刻板思想拎不清，今天的你我难道也拎不明白吗？
这不就是拖延时间么？
老袁另外还有“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蒙古）以制东夷（后金）”等谋划，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展开。
但袁崇焕显然是不太懂政治的。
且不说议和这事，单说以尚方宝剑杀皮岛总兵毛文龙（相当于平级的军区大员），不论是政治影响，还是战略谋划，这一步都是极其错误的。
皮岛在敌后牵制了后金大量的军事力量，而毛文龙，是能够钳制皮岛诸将的最佳人选。
毛文龙被杀以后，再没有人能够约束皮岛诸将，先是副总兵陈继盛暂兼其职，不久被皮岛将领刘兴治所杀，不久皮岛再度爆发兵变，刘兴治被杀，黄龙接管皮岛，不久皮岛第三次发生兵变，黄龙被绑架并软禁起来。
连续的乱局让明朝对皮岛也失去了兴趣，皮岛系旧将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先后降后金。
可以说，整个皮岛的崩溃，以及波及山东的“吴桥兵变”，都是从袁崇焕杀毛文龙那一刻开始的。
不过袁崇焕本人已经是看不到了。
1629年冬，“议和”彻底破裂以后，皇太极决定要给明廷一点教训，这年后金军绕过宁远防线，翻过长城关隘，夜袭卢沟桥，直抵永定门，史称己巳之变。
袁崇焕的承诺“必不令（后金）越蓟西一步”化为泡影，尽管他以疲惫缺饷之师，仍然在京城下跟努尔哈赤打了几场胜仗，但崇祯帝已经忍无可忍。
说好的五年平辽呢？
再加上皇太极使用的反间计，袁崇焕被招入城内，次年八月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该不该杀？
对毛文龙来说，他该杀，因为毛文龙无大过；
对崇祯帝来说，他也该杀，“五年平辽”是欺君，擅杀毛文龙是越权犯上，放任后金军长驱直入，你袁崇焕跑到城下不以死报国，还三番五次要求放明军入城，这是“逼宫”。
当崇祯帝对袁崇焕说出那句“即三十人亦不可”的时候，老袁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但话说回来，该杀就一定要杀吗？或者说，必须要现在杀吗？
毫无疑问，对于大明朝来说，袁崇焕是一个极具价值的人物，正如孙传庭、孙承宗对于大明的意义一样，他或许不太懂政治，但他一定是懂军事，战略上的眼光也是超前的。
尤其是，当毛文龙已经被杀，后金已经攻入长城，崇祯帝最应该做的，是怎样安抚将士，团结上下以驱逐外敌，而不是临阵斩将，自毁长城，导致城外的关宁军哗变而去。
所以，从时机上来说，杀袁崇焕也还是不对的。
更不要说，用这种公开的，史上最残忍的凌迟处死方式，对一个士大夫官僚成员进行公开处刑。
它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此刻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袁崇焕该杀，但不该现在杀，更不该如此杀。
说到底，是格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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