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书画圈里的黄永玉，那是公认的眼光毒辣、从不吃亏的主儿。
可偏偏遇到“何海霞”这三个字，这位“老江湖”心里愣是留下了不小的阴影，甚至可以说栽了大跟头。
早年间，黄永玉淘换来几卷古画，横跨宋元明清好几个朝代，心里美得不行，赶忙找懂行的哥们儿掌眼。
那哥们儿只瞄了一眼，脸唰地一下就白了，脖颈后面直冒凉气，颤着声撂下一句：“悬了！
瞧这笔法，保不齐又是那杀千刀的何海霞造的孽！”
这三个字简直成了悬在头顶的噩梦。
后来有一次，黄永玉运气爆棚，只花了五十块钱就收了一张张大千的大尺幅泼墨，拿去给黄苗子、张正宇这些大行家看，大伙儿都拍胸脯说是真迹。
可黄永玉心里还是犯嘀咕，总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非要再找那位“鉴画雷达”朋友看看。
朋友对着画琢磨了老半天，眉头紧锁，在那儿支支吾吾：“这落款，这印泥…
看着让人心惊肉跳的。
听哥一句劝，赶紧退了吧，别砸手里。”
黄永玉一听这话，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崩了，立马跑去把画给退了。
谁承想，那就是张大千正儿八经的真迹。
等他回过味来想再买，那价格早就翻着跟头往上涨，成了天价。
黄永玉气得直拍大腿，骂骂咧咧：“这个何海霞，算是把我给坑苦了！”
这事儿说出来是个乐子，可仔细一琢磨，背后藏着个吓人的真相：在当年的书画江湖里，何海霞那手仿画的本事，真能把顶尖行家逼到神经衰弱。
都知道张大千是造假画的祖师爷，专门盯着牧溪、梁楷、八大山人下手。
何海霞拜入张大千门下后，这手绝活练得比师父还邪乎。
他仿造石豀、渐江的山水，连日本那个大藏家彦田手里捧着的两件“国宝级”石豀真迹，说穿了，全是何海霞在灯下描出来的。
照理说，手握这种点石成金的本事，这人要么狂得没边，要么早就富得流油。
可何海霞这辈子算的一笔账，跟谁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把时针拨回1934年，那会儿何海霞才二十六岁，揣着一百块现大洋，硬着头皮去拜张大千为师。
这一趟其实挺险。
在这之前，张大千其实已经变相“回绝”过他一回。
最早是裱画店的老板拿何海霞的画给张大千瞧，张大千看完直摇脑袋：“这哪敢收啊，笔头功夫太硬了，教不了。”
直到听说画画的小伙子才二十出头，张大千惊得下巴差点掉地上，这才点头收了这个徒弟。
这对师徒与其说是教与学，倒不如说是搭档。
1935年俩人一块儿办画展，何海霞的画标价四十块，挂出去十张，眨眼功夫被人抢走了九张。
剩下最后一张最精彩的，张大千大笔一挥，把价格改成了惊人的一百六十块，然后直接扣下，理由硬邦邦的：“好东西不能随便让别人买走。”
这既是惜才，更是这里头的行家才懂的门道。
不过，最能体现这爷俩办事风格的，还得数后来在东北办的那场画展。
那场子阵仗不小，张大千、齐白石、于非闇、何海霞四位大咖联手。
当年的齐白石老爷子手头紧，立下了雷打不动的规矩：概不赊账、不讲价、不收东西抵钱。
为了能把老爷子请出山，本来兜里就不宽裕的张大千，硬是东拼西凑了两三百块钱，先把出场费给垫上了。
画展最后盘点的时候，场面很有意思：张大千和齐白石的画被抢得渣都不剩，何海霞也卖掉了大半。
唯独工笔画大师于非闇，墙上的画一张没动，挂了零蛋。
这就太让人下不来台了。
四个角儿唱戏，三个满堂彩，剩下一个没人捧场，这让朋友的老脸往哪儿搁？
这时候，张大千冲何海霞使了个眼色，两人联手做了个局。
师徒俩偷偷掏腰包，找了个生面孔当“托儿”，把于非闇的一部分画给买了下来。
等何海霞把卖画的钱递到于非闇手里时，这位大师乐得找不着北，拉着何海霞的手激动地说：“海霞啊，看来咱们的画路对头！
你的青绿山水，我的工笔花卉，东北人识货！
明年咱们还得来！”
这事儿做得天衣无缝，直到于非闇撒手人寰，都被蒙在鼓里，至死都以为自己在那边有大批粉丝。
这钱花得冤吗？
按生意经算，那是亏到姥姥家了。
可在何海霞心里，人活这一辈子，半条命是活在朋友堆里的。
画里见交情，交情里藏着艺术，这才是闯荡江湖的“奔头”。
抗战胜利后，何海霞在四川帮着师父整理家当，无意中翻出了当年那幅于非闇的画。
张大千也没藏着掖着，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老于的画既然是我买的，那就得好好收着，流落到外人手里我不放心。”
这哪是单纯的情商高，这分明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厚道。
这种“厚道”，等何海霞岁数大了，变了味儿，成了一种近乎不近人情的“逼迫”。
被逼的对象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儿媳妇于振莲。
于振莲刚进何家门那会儿，大字不识一箩筐，也就是围着锅台转、带带孩子。
换做别的公公，家里有个勤快媳妇那是福气。
可何海霞不乐意，非得逼着儿媳妇拿画笔。
老爷子的道理硬得像石头：“人活着手里得有活儿，不然等你老了，除了东家长西家短，你还能干啥？”
这哪是在教画画，分明是在教怎么在世上立足。
有一回于振莲大老远去北京看望公公，脚刚迈进门槛，何海霞不问路上累不累，张嘴就问：“作业带了吗？”
儿媳妇说走得急忘带了。
何海霞当场就把脸拉下来了，拍着桌子吼：“跑了几千里地，连画都不带，你来北京干什么吃的！”
骂归骂，转过身他就铺开纸写了两封亲笔信。
一封给王明明，一封给正雍。
信里的措辞谦卑到了尘埃里：“今介绍儿媳于振莲求教画法，望不惜精神给予指导，同学何海霞。”
甚至在私底下，他还偷偷把儿媳的涂鸦拿给叶浅予、贾友福这些顶尖大师看，让人家给指点指点。
后来于振莲真把画练出来了，可她不懂行里的规矩，谁张嘴要她就给。
旁人都笑话她傻，说这么送就把身价送没了。
于振莲也不恼，只是笑笑。
因为公公早就给她算过一笔明白账：画画这事儿，不是为了逆天改命，就是个乐子。
真要说改变，那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如果做不到那个份上，“哪怕一幅画能换回一双袜子，这功夫就没白瞎”。
这话听着土得掉渣，其实透着一股狠劲儿。
因为何海霞自己就是这么干的。
当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作画，瞅见服务员忙前忙后太辛苦，收笔前特意画了一幅，随手就送给了人家。
1984年，一纸调令把他调回了中国画研究院。
当时的画院就是个空架子，穷得叮当响。
已经退休享清福的何海霞完全可以甩手不管，但他偏不。
快八十岁的老头子，亲自登台讲课给院里搞创收，还鼓动工会组织大伙儿学画，理由还是那一条：让大家学点真本事，以后不管到哪儿都有饭吃。
到了人生最后的三年，何海霞像是听到了倒计时的滴答声。
他开始发了疯似地跟老天爷抢时间。
大半夜爬起来写总结、录心得。
年近九十的高龄，每天还要站着画两三个钟头，画完还得做两三个钟头的笔记。
女儿吴大雍回忆说，父亲去广东写生，往那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水也不喝，厕所也不上，整个人魂都没了，完全钻进了画里。
1990年，八十二岁的何海霞趴在地上，硬是啃下了《黄河颂》这块硬骨头，完成了一幅巨制长卷。
这回连黄永玉都不骂了，彻底服气：“何老八十多岁的人了，几丈长的大画，愣是一声不吭就弄出来了…
他还不像老母鸡，下了蛋还得咯咯叫两声。”
说到这儿，就得提那个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决定。
按常理，混到这个份上，怎么也得办个风风光光的回顾展，把名声推到顶峰。
可何海霞直到闭眼那天，都没在中国美术馆办过个展。
理由听着让人心酸又敬佩：他总觉得自己画得还不够火候。
他觉得自己不行，手却松得很：把政府奖励的二十万稿费全捐给了妇女儿童基金会；把另外二十万奖金捐给了甘肃的一所小学；去世前一年，又把自己压箱底的四十六幅精品，一股脑儿全捐给了国家。
这笔账，一般人谁能算得明白？
但如果你听过他养猫的事儿，或许就能懂了。
他养猫不是为了解闷，是因为那是只流浪猫。
胡桂林说，那是“对弱小生命的尊重”。
在何海霞的心里，众生没有高低贵贱。
《金刚经》里讲“无我无人”，不管是坐在高堂之上的大人物，还是那个给他端茶倒水的服务员，亦或是那只脏兮兮的流浪猫，都没啥两样。
作家贾平凹撂下过一句极重的话：“说到真正的中国山水画，何海霞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大画家。”
这个评价高得吓人。
不光是因为他笔下有金碧青绿、雷霆万顷的气象，更因为这个瘦小的老头，在画笔之外，活出了一种极其罕见的通透。
他看穿了名利的虚假，却死死守住了朋友的面子、儿媳的生计、穷孩子的学费，还有一个国家画院的未来。
心里装满了天下苍生，唯独把自己个儿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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