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为抓住了英雄，却困住了千年的孔乙己|儒家|唐太宗|孔子|李世民|范进

唐太宗有次路过皇宫正门，正好碰上新考中的进士们排着队走出来。他看着这些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英雄，这下都进了我的圈套啦！”

太宗这么开心，不仅仅是因为朝廷找到了从民间选拔人才的好办法。更重要的是，科举考试这个东西，能让社会里不同阶层的人有机会坐下来谈谈，大大缓和了彼此间的矛盾。对一个国家来说，这种和解，才是它能长久安稳的根本。

后来发生的事情，一半印证了太宗的想法。唐朝在他之后，确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但这个王朝也没能千秋万代。有意思的是，最终把大唐的繁华一把火烧光的，正是一个科举没考上的秀才——黄巢。

这说明，想让社会各阶层彻底和解，路比太宗想得要难得多，或许根本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办法。不过，科举这个制度倒是在唐朝灭亡后，一直被后面的宋朝、明朝，甚至清朝沿用了下来。这也足以证明，这个让很多人感到压抑、憋屈，甚至逼疯了一些人的考试制度，在古代中国，已经是能避免社会陷入血腥厮杀的最好的选择了。

科举从诞生那天起就在不断变化。它见证了唐朝的强盛、宋朝的富足，但到最后，它自己也变了味，成了“孔乙己”身上那件脱不下的破长衫。我们只有弄明白这“长衫”是怎么穿上去的，才知道该怎么把它脱下来。

要搞懂这些，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儒和墨，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科举考的大多是儒家经典，所以我们先得看看儒家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春秋战国时期，旧有的秩序崩坏了，诸侯国之间打来打去，没完没了。

有乱世就有思考，那个大争之世，也催生出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各派学者都说自己找到了拯救乱世的药方。

其实，在那么多学派里，孔子给出的答案算不上多新鲜。他的核心思想，还是想用一套规矩去约束大家的行为。儒家的很多观点，其实是从更早的“周礼”演变来的，并没有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

那么，在诸子百家里，谁的观点和儒家最合不来呢？

是提倡“无为”的道家吗？还是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

都不是。真正和儒家观念水火不容的，其实是墨家。

这个说法可能让人一愣。墨家不是讲“兼爱”（爱所有人）、“非攻”（反对战争）吗？听起来和儒家提倡的“仁爱”很像啊，怎么会水火不容呢？

如果觉得这两家的“爱”差不多，那就错了。

墨家的“兼爱”，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完全、绝对的平等，最终目标是天下大同。

而儒家的“仁爱”，从一开始就承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高低尊卑之分。儒家首先要肯定这种差异是合理的，然后用“对等”的义务和责任，来代替“平等”，让社会达到和谐。比如，君和臣、父和子，地位本来就不平等。孔子认为这很正常，天经地义。但双方都要遵守自己的本分：君王要贤明公正，父亲要慈爱。只要各自做好自己的事，关系就能和谐。所以，孔子心中的理想国，不是人人平等，而是人人“对等”。

无论是墨家绝对的“兼爱”，还是儒家讲究的“仁爱”，在那个靠拳头说话的战国时代，都显得有点“不实用”。最终帮助秦国统一六国的，是功利、高效、目的性极强的法家。

但法家的问题在于，它是一剂“虎狼之药”，能打天下，却很难治天下。打仗的时候，可以通过掠夺外部资源来维持；一旦战争停止，这部冰冷的战争机器就会开始吞噬自己。强大的秦朝，仅仅传到第二代就灭亡了，嬴氏子孙也惨遭屠戮。依赖法家到最后的秦帝国，结局充满了讽刺。

门阀世家：另一个难题

秦朝灭亡后，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汉朝。

天下一统，战国时没什么市场的儒家思想，反而被统治者看中了。儒家那套源于“周礼”的伦理体系，之所以在周朝失效，是因为周天子管不住分封的诸侯。但到了中央集权的汉朝，皇帝能管得住了。所以，到了汉武帝时，儒家被正式定为了国家的主流思想，这个选择一直被后来的王朝继承。

儒家能在天下安定后被捧上高位，确实是因为它有利于维护稳定。它用家庭里的父子关系，来类比国家的君臣关系，并给这种关系设定了一套详细的行为准则。

选择儒家的汉朝，确实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内部和平，避免了残酷的军阀混战。但事情都有两面性。既然用家庭关系来构建国家模型，就很难避免家族势力的无限膨胀。具体表现就是：门阀世家的崛起。

汉朝用“举孝廉”（推举孝顺廉洁的人）的方式选官。但这个制度很快就被世家大族把持了。这些家族以血缘为纽带，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地方上稳步扩张自己的影响力，积累土地、财富和权力。这个过程虽然慢，但一旦开始就很难阻挡。

世家大族不断扩张，皇权就在不断收缩。最终，当矛盾越过某个临界点，帝国的统治就崩溃了。东汉灭亡后，中国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和混战，那些世家大族依靠自己积累的力量开始争霸，而普通百姓，则成了他们争霸过程中的牺牲品。

在这场漫长混战的后期，南朝梁国发生了“侯景之乱”。出身底层的侯景，几乎凭一己之力，从肉体上消灭了许多传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子弟。这场动乱可以看作是汉代以来阶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虽然它没有消灭所有世家，但标志着世家大族的统治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

新的和解方式：笔杆子的竞争

为了避免社会矛盾再次以“侯景之乱”那样极端的方式爆发，隋唐的统治者开创了科举取士的道路，给底层的读书人一个向上的通道。

在这片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春秋战国时，诸侯用刀剑竞争；汉朝以后，竞争变成了“礼法”、财富、土地和家族声望的比拼。这些东西，普通百姓基本无缘。所以矛盾不断积累，最后爆发。

科举制度确立后，竞争开始转向相对温和的“笔杆子”。唐朝初期，还有不少有实权的贵族（比如关陇集团），他们的权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传给子孙。但随着落第秀才黄巢起义的那一把大火，关陇集团成了中国历史上贵族势力的绝唱。

到了宋朝，为了避免晚唐五代时期那种失控的武力争斗再次上演，科举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斗”成了人与人竞争最主要的方式。

科举地位的提高，确实给了底层子弟更多机会，“早上还在田里干活，晚上就可能进入朝廷大堂”成了一种可能。就算出身贫寒，只要考取功名就能做官，获得资源。于是，一个叫做“士大夫”的特殊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心，从宋朝到清朝，他们始终是政治的核心。

士大夫集团和过去的世家大族不同，其成员是经过科举考试筛选出来的。在古代中国，权力永远是分配资源的核心，而权力必须通过科举获得。一个贫寒子弟考中后，能凭借权力积累财富和土地；相反，一个富可敌国的家族，如果后代没人考取功名，失去权力的保护，他的万贯家财迟早也会落到有权的人手里。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

因为科举能决定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它对人的精神的塑造和扭曲也是巨大的。所以像“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这样的荒唐事，也就不奇怪了。

明朝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家财万贯的地主，逼儿子读书逼得特别狠。旁人看不下去，问他：“你都这么有钱了，干嘛还把孩子逼得这么苦？”地主说：“别看我现在有钱，如果我儿子考不上功名，我们家族就会被士大夫圈子抛弃。没了权力的保护，我这点家产，迟早是别人碗里的肉。我严厉，是没办法啊！”

大幅提高科举的地位，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和解。但同时，围绕科举的竞争也变得白热化，科举对其它社会活动的“挤压”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孔乙己的“长衫”

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和范进的中举发疯一样，都是科举竞争走向极端的产物。

因为科举带来的利益太大，孔乙己们用一生去死磕，也就可以理解了。但这场竞争注定只有少数人能胜出，大部分人都成了失败者。那件代表读书人身份的“长衫”，就成了他们最后的体面和执念，也是他们融入不了现实世界的枷锁。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科举让这么多人痛苦，为什么还能存在上千年？如果没有它，中国古代会不会发展得更好？

这是个好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科举竞争之所以那么惨烈，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它几乎是普通人快速获取社会资源的唯一正道。

科举向所有读书人开放，门槛相对较低，只要识字、买得起书本就能参与。参与的人太多了，竞争自然就变得无比残酷。

科举的本质，是把对社会资源的争夺，简化成了一种方式：所有人坐在考场里，凭一张试卷定高下。

这片土地上，人与人竞争的烈度自古以来就很高，这跟古代的产业结构有关。中国有大片的平原，注定农业是绝对的主导产业。农业的特点是稳定，但也很少有一夜暴富的机会。在一个国家的资源总量几乎固定的情况下，怎么“分饼”往往比怎么“做饼”更重要。

土地，就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饼”，人人都想要。所以，围绕土地分配权的竞争，注定异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