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黄土地被第一场雪覆盖，陕北的夜色像一条灰白色的绸带，绕着宝塔山默默晃动。延安城口口相传：又来了一批南方学生，带着烫金的热血，也带着对革命的好奇。其中就有年仅十七岁的江苏姑娘李力群，扎着麻花辫，背着小包，一步三回头地踏进了抗大二分校的窑洞门口。
李力群的出身颇有几分复杂。她的父亲是国民政府系统里的县长，叔叔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战火烧到苏北时，她在徐州女子师范读书，听了几场进步演讲，心里起了波澜。长辈不解，她只说：“国家都要亡了，守着学堂有啥用？”于是跟着同学北上，三千里奔赴延安。
半年后，她被吸收进党组织。年轻气盛，李力群盼着去敌后开辟新局面。谁料毕业分配那天，陈云找她谈话，开门见山地提到一个名字——高岗。这位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人，正缺一名秘书。陈云语气平静，却分量十足。李力群只能躬身应下。
此时的高岗刚满三十而立，正值风头。可他的私事并不顺畅。最初的婚姻始于十五岁，由父母包办，对象叫杨芝芳，米脂人，小脚、不识字。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杨芝芳在后方努力做被服，却无法跟丈夫站在同一舞台。1939年春，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王子宜一句“与首长身份不配”，让这段旧式婚姻宣告结束。杨芝芳黯然离去，却在建国后闯出一番天地，当过西安市保育院院长和全国人大代表。
高岗成了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也是边区公认的锋芒人物。可他家中冷清，组织上也觉得不妥，遂有了为他物色伴侣的打算。正好，党校里成绩优异的李力群进入高岗的秘书班子。一次党建课，窑洞里灯火昏黄，高岗站在土坯讲台上讲《党内生活准则》；李力群坐在第一排，抬头听课，眼神明亮。高岗目光掠过桌面，停顿了半秒，继续讲“群众路线”四个字。没人注意这细小波动，但它像一粒沙子落进了漩涡，日后卷起风浪。
1940年元旦前夕，延安寒意正浓。王若飞、王明、贺龙几位领导人私下商议：边区一把手应有稳定的家庭，才能在敌后工作中减少牵挂。于是，他们悄悄把酒备好，选在枣林坪的小礼堂设宴。当天傍晚，李力群接到通知：“王若飞同志请你赴宴。”她以为只是普通聚餐，赶忙梳了两下发辫就出门。
菜上桌不到一刻钟，王若飞举杯起身：“今天这席，不只是辞旧迎新，还是为两位同志证婚——高岗与李力群。”话音未落，窑洞里的煤油灯晃了晃，李力群的脸“唰”地红到耳根，她一抖，从椅子上站起，几步冲出门，沿着石阶一路跑到延河边。冷风扑面，她攥着衣襟，心里只有一句话：这是什么事？
不多会儿，王若飞追来，气喘吁吁：“小李，别逞强。组织考虑了你的前程，也考虑了高岗的需要。”李力群泪眼婆娑：“我只想去前线。”王若飞叹了口气：“话不好听——革命不是儿戏，婚姻也是战斗力。既是党的安排，就要服从。”短短几句，像铁锤。最终，这桩没有恋爱的婚姻，在延河夜色里定了局。
李力群从此不再是秘书，而是高岗的妻子。婚后，高岗对她颇为体贴，常悄悄塞给她一本《新华字典》，让她补习；开会归来，也会带几颗炒豆递给她。五个孩子陆续降生，延长油矿的粗布尿片晾满窗前。高岗在东北时期擢升极快，1946年底接管沈阳，47年担任东北局书记，手握军政大权。外界把这对夫妻视为“革命伴侣”的典范。
然而风云无常。1953年冬，中央开始整顿大行政区体制，高岗因“东北王”之名招来非议。1954年初，被集中管教的命令下达。半年里，警卫撤换、亲友隔离，心理压力像砂轮一样碾磨他。李力群挺着第四个孩子，常在院子里踱步，不敢让情绪落进孩子的胎心。
8月16日上午十一点，新街口北大红罗巷的小楼里，女儿奶声奶气一句“爸在弄电线”，让客厅气氛瞬间凝固。李力群冲进房间，看到高岗手握裸露电线，神色恍惚。她抢过线头，声音都颤了：“别胡来！”高岗挤出微笑：“试试插座通不通。”一句轻描淡写，却掩不住心底死念。他反复说：“你去报组织，让他们带我走。”李力群只回一句：“没门！”她怕更深的绝望。
午后，高岗又一次消失，李力群在楼梯拐角揪住他。此后夫妻二人彻夜长谈。高岗低沉地说：“我牵连了太多同志，死，也许能了账。”两点半，李力群疲惫不支，嘱咐他合眼休息。
清晨八点，女儿叫不醒父亲，李力群触摸脉搏，头皮发麻。空瓶里的“速可眠”滚落床下。北京医院医生赶到九点半，氧囊、强心针，一切徒劳。高岗生命定格在四十七岁。
噩耗封锁数日，随后官方通报“自绝于人民”。李力群挺着肚子，沉默收拾遗物，一件灰布旧军装，一盒没写完的工作笔记。孩子相继出生、长大，她靠边区旧日积蓄和组织照顾，把五兄妹送进学校。1978年后，她恢复政协委员身份，仍然住在旧宅，不愿多谈往事。
2020年4月6日，百岁寿辰前夕，李力群在北京医院安静离世。床头柜上，仍摆着一本翻旧了的《共产党宣言》。护士说，她最后一句话是：“组织上让我入党，我服从。”短短七字，与1940年元旦的那场“延河婚礼”遥相呼应，一生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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