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秋，北京。19岁的吴阶平拎着简单的行李，踏进协和医学院高耸的拱门。黄叶在脚边打转，他心里却像点着了火：救人，这条路必须走到底。江苏常州的家书常常赶到他的宿舍。父亲写得不多，只一行小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陪了他一生，也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课堂上，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看解剖、背拉丁文名词、凌晨两点还在写实验报告。有人问他何必如此拼命，他笑着答：“要把十年功夫挤进五年。”1947年初冬，他随导师谢元甫赴美，在芝加哥大学跟随哈金斯教授做泌尿肿瘤研究。哈金斯见这位年轻人一手持刀、一手写记录，还空出手扶镜，忍不住问：“吴，你到底有几只手？”同事们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三只手”。进修结束前，哈金斯拿着新实验楼图纸劝他留下。“办公室都给你留好了，把家人接来吧。”吴阶平轻轻摇头，“教授，我是中国人。”一句话，把去留定格。那年十一月，他登船东归，北风猎猎，面色却笃定。回到北平后，他在北医一院忙得脚不沾地。1955年，年仅三十八岁的他升任院副院长；1960年，又被派去筹建北京第二医学院。与此同时，他频繁被召进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的会诊。1957年夏夜，第一次见周恩来。总理刚开完长会，疲倦却依旧谦和，握住吴阶平的手：“年轻人，好好干，国家需要你。”短短一句，打开了两人近二十年的医患情谊。有一次在西花厅，周恩来突然算起生育间隔，“要是年轻人晚五年结婚，一百年就少生一代人，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压力能减多少？”吴阶平听后暗暗咂舌：总理心里装的不只是政务，还有百姓未来。回到医院，他立刻找林巧稚商量，“你管女，我管男”，计划生育的种子就此发芽。1967年冬夜，吴阶平被总理叫去，任务离奇：“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他推辞说自己是外科医生，周恩来摆手：“需要谁，你开单子。”就这样，他被卷进了一个难缠的漩涡。江青忽而要研究玉簪花防蛇，忽而质疑安眠药中毒，吴阶平只能硬着头皮应付。有时候，他回到家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别担心，暂时还安全。”1971年9月，所谓“中毒”风波爆发。深夜，吴阶平被带到17号楼。周恩来同样守在那儿，轻声问他：“怎么回事？”他低声答：“未见中毒迹象，药量大了些。”江青插嘴否认，周恩来随即转移话题，陪她聊天至天亮。警卫悄悄对吴阶平说：“总理整整熬了一夜。”这种护卫之恩，他记了很久。真正的考验，是1972年的那张血尿报告。膀胱癌三个字，像冷刀子。周恩来神色镇定：“治疗，我配合你们；工作，你们也得配合我。”医疗组成立，吴阶平挂帅，心里却明白：这是和时间赛跑。1973年初，中央只批“检查”。吴阶平怕一拖再拖，当着邓颖超的面说：“要是镜下看到小石头，顺手拿掉，您看行不？”邓颖超会意点头。检查室里，电灼刀闪着蓝光，第一步、第二步，被他合成一步，总理暂得喘息。毛泽东后来来电：“两步并一步，干得好。”然而癌细胞不肯罢休。1974年春再一次手术后，周恩来又把自己丢进繁重的谈判、会晤、文件堆里。医疗组统计，他一天平均工作近十八小时。吴阶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劝不住。总理说：“我答应躺下，国家怎么办？”1975年秋，周恩来第十三次被推入手术室。他安静得出奇，只说：“别让同志们担心。”血色越来越淡，声音越来越低。1976年1月7日23时，病房灯光半明半暗。吴阶平正为输液调滴速，周恩来微微睁眼，唇角动了动，“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话音轻，却带着命令的笃定。八小时后，9时57分，心电图成一条直线，78岁的他使命已终。追悼仪式结束，邓颖超把吴阶平等人请到西花厅：“能做的你们都做了，党记着。”客厅里静极了，只听见老式座钟嘀嗒。此后，吴阶平案头一直放着一张12寸黑白照片，周恩来微笑如昔。外人问他身居高位最得意的是哪件事，他摆摆手：“治病救人，其他都是顺带。”2011年3月2日清晨，他在北京长眠，享年九十四岁。照片没有褪色，玉簪花依旧年年开。那句“我这里没事了”被许多医学生抄在笔记本扉页，提醒他们：真正的大医，总把别人放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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