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凌晨，上海解放的礼炮划破外滩上空的雾气时，一座无名坟里正静静地躺着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王孝和。炮声他再也听不见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这个名字却渐渐变得响亮。谁也没料到，前一年秋天，正是他在上海龙华刑场上那声“国民党滥杀无辜”，让十几家报纸的记者愣在了原地，也让押解他的刽子手手心发抖，子弹连连落空。
1948年春天，王孝和才刚当上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这位出身宁波贫工家庭的小伙子，十几岁就混迹在杨树浦老厂区，跟工人同吃同住，口袋里揣着英文字典，也揣着《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没人知道，他不仅能把发电机的蒸汽参数倒背如流，还能在深夜的值班室里默写《论持久战》的段落。那年三月，他对工友说过一句玩笑话：“抄表抄到最后，恐怕要把旧社会的总账也一起抄出来。”兄弟们哈哈一笑，没想到这句话成了他短暂生命的伏笔。
有人奇怪，王孝和明明可以进邮局当白领，为什么偏要进噪声震耳、煤灰漫天的杨树浦发电厂？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发电厂是上海的命脉，掌握电力，就抓住了城市的心脏。王孝和懂外语，精通设备，能和工人打成一片，最适合在这里播种火种。几年下来，工人夜校、机械修理班、工会会刊、三班倒食堂……都是他一手张罗。到1946年电力工人大罢工时，他从容站到队伍最前面，带头与资方讨价还价，赢回了加薪与休假权。工友敬他一个外号：“小电机”，说他浑身有使不完的电。
家里却另是一番光景。五六平方米的老屋，人多床少，兄弟轮流打地铺，母亲又坚持老规矩，非要让新婚的儿媳跟公婆同住。王孝和愣是把母亲那句“连换洗衣服也别想带走”当耳旁风，掏光积蓄租了间破阁楼，跟刚过门的忻玉英安了家。楼下是菜场，弥漫着咸鱼味，两口子用砖头垒张方桌，依旧常年迎来送往。外人只当他们爱热闹，其实那是地下党秘密联络点，麻将牌码得整整齐齐，真正传递的是一张张铅印传单。
1948年4月，特务头子万一盯上了王孝和。这个万一日日往厂里蹿，口头禅是“跟我们走，吃香的喝辣的”，试图拉拢这位工会领袖。忻玉英有次糊里糊涂问丈夫：“他真要给咱家换煤气罩？”王孝和笑了：“天下乌鸦，一只比一只黑。”话音刚落，厨房那盏昏黄的煤油灯闪了两下，仿佛也跟着同意。
7月深夜，王孝和把一沓油印文件塞进铁盒，封进阳台角落，用水泥抹平。他本可以趁夜色离开，却没有接到撤离密令。“组织不让走，我就不走。”他对哭成泪人的妻子轻声说，“事到临头，你只管把孩子养大。”那时忻玉英腹中已怀着第二个孩子，她自己都还没察觉。
两天后，王孝和被拖上警车。提审室里灯火炽白，竹签、皮鞭、老虎凳轮番上阵。他嘴唇被咬得出血，却只冷淡地回一句：“问我，不如回去问你们的良心。”狱警气得狂吼，仍换不来一句有用口供。
9月24日，军统上海站草拟判决书：死刑，立即执行。王孝和获悉后，第一件事是讨来纸笔。他写给父母的信只有短短几十字，末尾一句“孩儿之志未酬，愿诸弟自强”。给妻的那封长了些，他交代了几笔债务，让她凭票据去找老会计兑付，还在信尾添了四个字：佩民可期——他知道自己可能只留下一个名字给尚未出世的孩子。
刑场设在浦东高桥。9月30日拂晓，法警突然闯入囚室，“王孝和，带走！”他抬手整理衣襟，步子迈得不急不缓。押赴途中，他回头对押解的壮汉说：“兄弟，别怪我连累你值夜，又热又累。”那名从小在湖南操场练枪的刽子手愣住，嗫嚅道：“你真不怕？”王孝和爽朗一笑：“怕什么？怕也得死，不如笑着走。”
刑场四周站着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宪兵，记者在远处举着相机。王孝和朗声道：“各位记下，电力工人王孝和，为劳工解放而死，无怨！”庭长恼羞成怒，飞快示意行刑。刽子手举枪，右手却像抽筋似的抖个不停，第一枪偏出，第二枪又擦着衣袖飞过。旁边的督战军官骂声不中用，举枪顶在刽子手后背。第三枪轰响，王孝和身体一震，头仍高昂，脸上带着刚才的笑意。
一个月后，上海就要易帜。万一早已弃械北逃，彼时的杨树浦发电厂仍在照常运转。十二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王孝和为革命烈士，并将其遗骸迁葬虹桥公墓。追悼大会那天，雨丝如线，万人自发前来。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工人擦着眼泪说：“小王说过，厂里的灯会一直亮着。他自己却成了灯油。”
解放后，那位曾在刑场扣动扳机的刽子手也被捕。审讯间隙，他搓着发颤的双手，低声回忆：“他让我们别做坏事，说总有青天。我对他起了怜悯，枪口老抖，真下不了手。”他的话被记录在案，成为那场特殊交锋的另一段旁证。
至1952年，忻玉英凭借夜校文凭进了改制后的上海电力公司，抚养两位女儿成人。多年后，龙华烈士陵园扩建，她们才得见烈士遗骨。石板揭开的瞬间，长女王佩民扑跪在墓前，一声“爸爸”，惊起林间乌鸦。细雨滂沱，石阶湿滑，墓穴中的白骨仍保持着仰首姿势，仿佛那个在子弹飞来前扬起的微笑还在空气里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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