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上海。
潘伯鹰的日子到头了。
走得挺狼狈。
一种怪模怪样的肝炎要了他的命，肚子里全是积水，身上还不停往外渗着黄汤，那床被褥脏得简直没眼看。
可话说回来，这日子选得，真叫一个绝。
刚好就在那个月，外头那场要把天翻过来的十年大乱，才刚刚起了个头。
这会儿闭眼，身上是受了罪，可老天爷其实是在帮他。
要是他再多活几个月，凭他那张不把门的嘴，还有那几首专挑刺的诗，下场恐怕就不是“没眼看”这么简单了。
提起潘伯鹰，大伙儿都说是“书坛三杰”，沈尹默的老搭档。
但这只是面子。
要把这层皮扒了，你才能看见里子。
这人活一辈子，就在琢磨一件事：在那个乱糟糟的世道里，怎么把“狂人”这个架子端住了。
敢这么狂，那是兜里有货，背后有人。
先看他兜里的货。
1927年，还在交通大学念书的潘伯鹰，弄了个笔名“凫公”，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了一本《人海微澜》。
这动静有多大？
鲁迅那张嘴大家都知道，平时损人都不带脏字的，看了这书，居然连连拱手说佩服。
清华国学院的吴宓，眼界高得吓人，看完直接把这书捧上了神坛，说是能跟《红楼梦》掰手腕，还硬性规定清华的学生必须读。
那时候潘伯鹰手里攥着两张底牌：一个是才气逼人，一个是傲气冲天。
明白了这点，你再看他在上海滩干的那些狂事，就不觉得稀奇了。
建国后，他在上海弄了个书斋叫“隋经堂”。
门口大剌剌贴了张纸，上面那句话能把人气个半死：
“没读过五千卷书的，别进我这门。”
这哪是定规矩，分明就是找茬打架。
不光读书狂，写字更狂。
当时书坛都在聊“三杰”：沈尹默、白蕉、潘伯鹰。
沈尹默那可是圈里的头把交椅，平时客气得不行。
抗战那会儿在重庆，沈尹默练字，稍微有点败笔，揉成团就扔废纸篓。
于右任、张充和这些大腕儿，没事就去翻沈尹默的垃圾桶，捡出来一张展平了就是宝贝。
这种事，要是换了潘伯鹰，想都别想。
他对自己的字自信到了极点。
扔？
这辈子都不可能扔。
潘伯鹰偏不。
他给人家写字，落款那名字写得老高，必须压在受赠人的名字上头。
他的理由硬邦邦的：“字是老子写的，老子的名字自然要顶在头上。”
笔不好不用，墨不浓不沾，纸必须是自家印的，刻章不是名家不动手。
陈巨来送他个外号——“十大狂人之一”。
但这股子狂劲儿，不是凭空来的。
这就得说说站在他背后的那尊大佛。
这尊佛就是章士钊。
如果潘伯鹰是那匹日行千里的马，章士钊就是那个把家底都掏空了也要养马的痴人。
这俩人的交情，早就过了师生那条线。
当年国共和谈，章士钊指名道姓要潘伯鹰当秘书。
章士钊自己写诗也是把好手，可每写一首，必须先递给潘伯鹰过目。
潘伯鹰点头说行，他才敢拿出去见人。
江湖人称“书记翩翩潘伯鹰”，这面子给得那是相当足。
章士钊宠他，简直宠到了没边儿。
1931年，潘伯鹰捅了娄子被抓进去。
章士钊急得眼珠子都红了，动用所有关系，放出话来：只要人能囫囵个儿出来，花多少钱都认。
光保命还不行，还得把自家人搭给他。
潘伯鹰这辈子娶了三回老婆，两个是章士钊的干女儿，剩下一个是章士钊前妻的干女儿。
这笔账你算算。
章士钊这是举全家族之力，在供养这个天才。
有了这层底气，潘伯鹰才能在那个动荡年月，活得像个魏晋名流。
可要是潘伯鹰光是个狂生，在史书里也就是个段子。
真正让他立得住脚的，是藏在狂傲底下的另一张面孔——那是跟杜甫一样的心肠。
这事听着挺拧巴。
一个笔墨纸砚都要顶级定制的主儿，住着小洋楼，拿着高薪水，怎么会去心疼底下那些吃不饱饭的老百姓？
但事实就是这么回事。
他的狂，是冲着上面那些大人物去的；他的眼泪，是流给底下受苦人的。
不少人捧他的字，说他学王羲之学得到位。
其实啊，他和沈尹默走的是两股道。
沈尹默是“钻进去”，把王羲之的一笔一划模仿得像照镜子；潘伯鹰是“跳出来”，借着赵孟頫的路子去抓王羲之的神韵。
谢稚柳评价得精准：“只要那股子风姿，不要那种妩媚。”
这股子“不媚俗”的硬骨头，写进诗里，就成了刀子。
60年代初，那是啥光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
潘伯鹰挂着上海市政府参事的头衔，有特供养着，饿不着他。
按常理，这时候闭上嘴保平安才是聪明人。
偏偏他是个傻子。
他写了首《黑面》诗：
“充肠矜黑面，稳体尚青毡。
玉食养贤鼎，金舆乘鹤轩。
君臣皆醉饱，四海讳饥寒。”
最后这两句扔出来，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当官的喝得醉醺醺，老百姓冻得直哆嗦，还没人敢提。
这让人一下子想起了杜甫那句“朱门酒肉臭”。
他看着路边捡煤渣的小孩，看着寒风里发抖的女车夫，看着粮仓里的粮食烂掉也不发给灾民，他气得要死，恨得牙痒痒，可两手空空啥也干不了。
只能写诗。
哪怕躺在病床上，还在念叨“多难哀生民”。
这就是潘伯鹰。
他能在门口贴条子骂人，显得目中无人；也能为了路边一个不认识的饿死鬼，哭得稀里哗啦。
1964年，潘伯鹰病倒了，住进了华东医院。
那是上海顶尖的医院。
可他那股子少爷脾气，到死都没改。
陈巨来去探病，他丧着个脸抱怨：“这名头倒是响亮，说是最高级医院，可我官儿小，来看病的都是帮实习的小年轻，规矩还多得要命，我想回家。”
他瞧不上那些死板规矩，也看不上那些新手的医术。
这一辈子，他干啥都要最好的，写字也好，用纸也好，看病也罢。
熬了两年，1966年5月，他解脱了。
回头瞅瞅他这辈子，数学英语烂得一塌糊涂被退学，却靠着书法成了一代宗师；因为狂得没边被白眼，却因为心太软被历史记住。
老天爷在他临走前给了他最大的难堪——让他一身恶病，死得脏兮兮。
但也就在大风暴来临的前夜，老天爷拉了他一把——让他带着那份还没被砸碎的傲气，干干净净地走了。
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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