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末的一个午后，台北郊外飘着细雨，九十岁高龄的钱穆在“素书楼”迎来阔别三十余年的四名子女。客厅刚一亮灯，白发老人已红了眼圈，这场迟到的团聚让所有人沉默良久，只有窗外半开的玉兰随着微风轻晃。对家乡的记忆，就像这股雨后泥土味，一下子漫了满屋。
亲人们围坐，谈起家乡无锡七房桥的枫林小道，谈起母亲蔡氏当年为几本课本典当首饰的往事。钱穆轻声说出一句话：“终有一日，我要同你们回去。”那时距离他前往台湾，已整整十七年。
把时间拨回到1967年。战后香港百废待举，新亚书院资金紧张，师生靠稀粥凉饭熬日子。蒋介石发来电报，愿以“最高礼遇”延聘这位国学大家赴台执教。朋友里有人劝阻，也有人赞成。钱穆却淡淡回答：“只要能讲学著书，何处不是书房？”他带着夫人胡美琦，乘船北上。船只离开维多利亚港那一刻，他在甲板上久久不语，似乎早已预感到这趟远行并非短暂。
世人知钱穆，多半从那句“北胡适，南钱穆”谈起。1895年，他出生于无锡，一个早早落败的士绅之家。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被父亲钱承沛反复叮咛。幼年的他记忆力惊人，整部《三国演义》顺口背诵，得意洋洋时被父亲一句“骄傲的‘骄’字怎么写”点破自满。从此握笔如持剑，日课不辍。
少年时代正值甲午战败后的国难阴霾。街头茶馆里，满是“非学西洋无以救亡”的激烈议论。可这位瘦弱书生却执拗地潜进《尚书》《礼记》，坚信传统自有力量。1906年父亲病逝，他十二岁，家道中落，仍在母亲咬牙支撑下持续求学。常州府中学新开，他靠族叔资助得以入学，遇见了吕思勉，自此懂得了“读书要做学问”。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旧学堂停课，他被迫回乡当小塾师。一支粉笔、一盏孤灯，对着七八个童生讲授《论语》，课余则埋首抄书，自己与自己辩难。日子清苦，却也扎下学术的根基。二十年代初，他陆续在《东方杂志》等处发表史学论文，犀利而不失温厚，渐渐被北方学界注意。
1929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问世，引来北大破格延聘。胡适、傅斯年坐镇的未名湖畔，一时间古今之学争锋相对。课堂上常有针锋相对的辩论，气氛热烈。有人记得，两人一次讨论《先秦诸子》成书年代，胡适举欧美考证之法，钱穆则援引碑刻、族谱、地望，唇枪舌剑，引得满堂叫好。学术之争虽激烈，却让旁观者大呼过瘾。
抗战爆发，北平风雨飘摇。1937年冬，钱穆携卷宗随校南迁长沙，又辗转衡阳、昆明，身背二十多斤书稿。“一路跑，一路写”成了常态，《国史大纲》就在炮火间完成初稿。抗战胜利后，他去信北大自荐未果，只得南下香港。1949年，新亚书院在狭小的深水埗创立，校舍简陋，屋顶常漏雨，但课堂上学生挤得连过道都站满。
就在新亚最困难的日子里，命运安排了另一场邂逅。1950年，钱穆赴台大讲《庄子》，讲台横梁突然塌落，他当场受伤。南昌姑娘胡美琦闻讯赴院探望。她离座时轻声说：“老师慢慢来，学生在外间。”这句关怀此后常被老人提起。两年后，胡美琦赴港任教，两人再度相逢。相差三十余岁的婚姻一度惹来非议，连金庸也戏称“女侠配老衲”，可时光很快说明一切：在胡美琦的照料下，钱穆胃病好转，眼疾亦减缓，写作进入第二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名著由此问世。
到了台湾后，蒋介石亲批将外宾宿舍让其居住。钱穆取《淮南子》“养其素”之意，命名为“素书楼”，自号“素书老人”。楼前一溜枫树，是他特意从嘉兴运来的树种，盼着哪天能在南国也见到江南秋景。可惜亚热带的闷热让枫叶终年碧绿，他只能在脑海里回味家乡的霜天红叶。
1975年，台南之行给了他创作《八十忆双亲》的契机；字里行间，清末书香门第的温情与国难家破的辛酸交织，让无数游子读后动容。1980年，海峡两岸开始沟通，他终于与留在大陆的子女通话。四年后，九十寿筵设在“素书楼”，亲人们悉数抵台，那一桌寿面，笑声与泪水并存。
遗憾的是，晚年的意外又一次击中了他。1990年春，台湾当局以“占用公产”为由要求他搬离素书楼。消息传来，老人久久不语，只说了四个字：“书无归处。”8月30日晨，病榻上的他拉着妻子的手嘱托：“千万别把我留这里。”话音未落，气息渐弱，终年九十五岁。
胡美琦守着遗愿，把骨灰暂厝台北永明寺。随后两年，她四处奔走，填写表格，递交申请。1992年清明前夕，海峡两岸的公文往来终于画上句号。那一天，她抱着瓷坛，踏上飞往香港的航班，再转车至苏州。太湖春水涨，岸边杨柳依依，她将挚爱的先生安葬于城郊一片静地，两侧种的，依旧是枫树。
2012年，九旬的胡美琦在香港病逝。按照约定，她的骨灰与钱穆合葬。碑座上只刻两行小字：“钱宾四先生之墓，胡美琦女士同眠。”无多余溢美，也无高调宣示，恰如两人的学人本色。
从乡村私塾到北大讲坛，从抗战烽火到海外漂泊，再到台岛独坐的深夜长箫，钱穆的步履未曾停歇。他的身影最终静静留在江南水土，而他的《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数百万字著述，仍在一代代读者手中传递。那句“未尝一日废学”既是自勉，也是对后人最质朴的召唤：山河可阻归途，终难阻断对于学术与故乡的赤子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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