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菲总统马科斯到北京作客，临别送给周恩来总理几盒雪茄。雪茄不算贵重，却引出一个略带温度的小插曲——周总理随手把其中一盒递给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叶飞，“听说这是你故乡的味道。”一句话，让满头华发的上将怔了几秒。外人不知，那股烟草味唤醒了他少年离乡时的咸湿海风，也勾起对异国亲人的无尽牵挂。自此，叶飞始终暗暗盘算：什么时候才能亲手把三支香插在父母的墓前？
时间很快来到1989年。1月中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接到菲律宾参议长沙隆加的正式邀请，率团对菲友好访问。电报刚放下，他给办公厅递交申请：“如获批准，愿在访菲期间为双亲扫墓，不再另行安排私人活动。”措辞干净，句句带着军人惯有的干练，却也透露出久压心底的柔软。中央批示只用了半天：“同意，并请使馆配合具体事宜。”
叶飞出生于1914年奎松省地亚望镇。父亲叶荪卫是闽南贫农，漂洋过海讨生活；母亲麦尔卡托则有一半西班牙血统，信奉天主教。1919年，依照入赘时的约定，父亲带着七岁的叶启存和五岁的叶飞回到福建。那天清晨，码头浓雾散不尽，母亲在甲板下比划十字，哭得止不住；兄弟俩却对将要踏足的“祖国”一无所知。谁能想到，这一走竟是七十年？
回到南安老家，兄弟俩由父亲原配谢氏抚养。谢氏没有生育，却把两个孩子当亲骨肉。为了让孩子们读书，她省吃俭用送他们去乡塾。1928年夏，十四岁的叶飞在厦门加入共青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里，他写下一句誓言：“前途是荆棘，也是光明。”短短一年后，哥哥叶启存在营救同志时被捕遇害。噩耗传来，叶飞没来得及落泪，就被敌特关进厦门监狱。若非菲律宾籍身份暴露，差点丢了性命。
被保释出狱后，叶飞更坚定投入武装斗争。从闽东游击队到新四军第六团，再到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他几度死里逃生。1949年率第十兵团南下解放福建，已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当部队进入泉州，他派警卫把养母接来。谢氏见他时惶恐发抖：“我不认识叶司令。”叶飞笑着行了一个军礼，“我是启亨。”一句乡音，让老人泪如雨下。母子紧紧相拥，周围战士默默转身——没有人愿意打扰这段迟到二十多年的团圆。
养母1963年病逝。母亲走后，叶飞唯一的念想便是大洋彼岸那支菲律宾大家庭。中菲尚未建交的年代，想写一封信都要辗转托侨领带话，更别提登门祭墓。妹妹爱玛在来信里诉苦：家族碾米厂濒临倒闭。“只求一点周转。”面对亲情，叶飞无力却也无愧。他回信解释：党和国家的公款分文不能动，若愿来华，他包吃包住。爱玛没有成行，而是靠打短工撑过难关。
1975年两国正式建交，叶飞终见回乡曙光。八十年代初，爱玛、敦尼、撒牙孜陆续获准来华探亲。北京冬日的胡同里，叶飞握着爱玛粗糙的手背，声音低到只够家人听见：“当年怪我没本事。”妹妹却摇头，“要怪，就怪那场战争。”一家人相拥许久，无声胜有声。
1989年1月25日，中国代表团专机降落马尼拉。菲律宾方面鸣礼炮十七响，规格仅次于国宾。机场外人群挥舞中菲两国小旗，混血华侨高喊：“欢迎回家！”叶飞走下舷梯，妹妹爱玛扑上来递上一束白兰花，花香混着海风，连同七十年的漂泊，一并涌到眼眶。叶飞只说了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记者见他哽咽，现场顿时静了下来。
四天后，叶飞在中国大使王英凡陪同下，抵达奎松省地亚望镇。老屋早被飓风吹毁，镇公所临时辟出大厅，三百多名同族亲友蜂拥而至。有人激动地用闽南语询问：“你还听得懂吗？”叶飞点头：“啊，乡音未改。”几句短短对话，把久别生生缝合。
扫墓那天，他换上一身素白西装，胸前别着小小五星红旗。父亲墓碑上刻中文，母亲墓碑是西班牙文，隔着一排棕榈树安静对望。叶飞缓缓跪下，双手插香，默念：“儿来迟了。”风吹得纸钱乱飞，也吹白了他已花白的鬓角。陪同人员本想上前搀扶，被他抬手制止，“让老人家多跪一会儿吧。”这句话，道尽了心底的歉疚。
祭扫结束后，菲方在总统府举行晚宴。沙隆加举杯称赞：“上将先生，是连接两国的一座桥。”叶飞回答：“不敢当，只想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养育我的两块土地。”席间，他特意请外交部翻译向菲方提出改善华侨教育、便利探亲的建议。会场静默片刻后爆发掌声，连多年行礼如仪的官员都承认：这位老人，把家事升华成了国事。
访问不到一周，却翻开中菲民间往来新篇。其后十年，只要侨务部门需要签字，叶飞从不推辞。1999年4月18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菲律宾国会联合致哀电，称其为“菲律宾的儿子，中国的英雄”。奎松省政府随后以最快速度修建叶飞纪念公园，并将镇中学更名为“叶飞学校”。校门口两行中英文对照格外醒目：“菲律宾的儿子，中国的英雄”、“中国的儿子，菲律宾的英雄”。学生们常在铜像前好奇地问老师：“他到底算哪国人？”答案已经写在石碑上——叶飞属于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也属于两岸三地千千万万漂泊的华侨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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