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武汉城外秋雨不断。52岁的陈独秀在一家成人衣店门前，正式牵起23岁的潘兰珍的手，向邻里宣告：“这是我的夫人。”人群里有人低声惊呼，也有人默默点头——谁都知道，这位前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命运此后再难与动荡的时代分离。
往前推十年，陈独秀还是《新青年》的风云人物，他的文章掷地有声；可在婚姻上，却屡屡遭遇挫折。第一段包办婚姻只留下“名存实亡”的叹息；与高曼君的十五载相守，又以病榻别离收场。革命、流亡、被捕，他的生活被一条条断裂的心路切割得支离破碎。
潘兰珍出现时，陈独秀刚刚用“李先生”的假名藏在上海弄堂。她在烟草公司做工，饱受欺压，为脱险误闯那座破楼。一次深夜停电，两人在昏暗楼道里相遇，他听见她轻轻喘息，只说了一句：“别怕。”从那一刻起，年长者的体贴换来了年轻女子的依赖。后来，潘兰珍帮他洗衣做饭，他教她认字写信，楼里的邻居常看到这对忘年之交相对而笑，彼此都像捡回了一点光亮。
紧接着的1932年，潘兰珍提出想要孩子。陈独秀权衡再三，收养了小女孩潘凤仙，取“凤舞九天、仙乐长鸣”之意。然而父女刚熟络，国民党通缉令已贴满街口。1932年底，因叛徒告密，陈独秀被捕。报纸上那个大号黑体的名字让潘兰珍当场愣住——原来“李先生”就是人人议论的“陈独秀”。她只哭了一场，然后立刻回到上海，把他的手稿、照片和笔记仔细藏好，再日复一日赶往提篮桥监狱送饭。
有人劝她：“改嫁吧，一位政治犯前途未卜。”她摆手，答得轻描淡写：“人情别算账。”在南京监狱的探视室里，陈独秀低声说过一句：“你还年轻，不必拖我一辈子。”潘兰珍红着眼，摇头不语。那一幕，守卫都看傻了。
1937年，陈独秀刑满出狱。正值卢沟桥枪声此起彼伏，国难当头，他婉拒了南京方面的高薪拉拢，也犹豫过是否赴延安。周恩来到江津劝说，他反复思索后仍选择独立。两位旧友在油灯下长谈数小时，最后无疾而终。江津的冬天潮湿阴冷，陈独秀靠写文章换些稿费，潘兰珍凌晨打短工，带回一篮红薯，俩人对着火盆啃，日子虽苦，偶有笑声。
转眼到了1942年5月。连日阴雨后，陈独秀误食发霉蚕豆花，腹痛加剧。郎中来得慢，潘兰珍整夜守在床边，换水、擦汗，眼睛都红了。25日傍晚，他突然清醒，拉着她的手，声音有些沙哑：“遇到合适的人，你可以改嫁。”停顿片刻，又补上一句，“但后半生务须自立，万不可借我名声求半点利益。”这短短两句话，他说得格外慢，好像要刻进她的骨头里。
27日深夜，强心剂再无效，陈独秀缓缓闭眼，终年63岁。江津县的小巷里，只剩潘兰珍的哭声回荡。她没有把丈夫留给她的未完手稿卖给古董商，也没答应任何采访邀约，拿着仅有的几方印章和一箩竹简，随身搬去上海，在小学校厨房当炊事员，工资不高，却能糊口。
那些年，她始终记着“务须自立”。薪水紧张，她就给学生缝补书包赚几角零钱；买不起米面，就去拾几束柴禾换馒头。外人问起陈独秀，潘兰珍笑得温和，只说：“他读书多，脾气倔，却待我极好。”如此而已。
1949年新中国成立，江津旧屋早已人去楼空。潘兰珍守在沪上弄堂，偶尔翻看泛黄照相本，陈独秀写给她的字条仍在：墨迹浓重，歪歪斜斜，却透出坚定。她至死没再嫁，也未向任何人兜售那一纸名声。后来有人评价陈独秀“功过并陈”，也有人将他与时代激流并列；可在潘兰珍眼里，他只是夜里为她点灯的“李先生”。
历史的车轮轰鸣向前，旧纸页终会泛卷。那晚的嘱托却像沉石，安静地躺在潘兰珍余生的行囊，从未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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