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广西省委书记，将上将军衔让给韦国清，后却调任大学校长|mc天佑|上将军衔|广西军区|省委书记|陈漫远

1962年深秋，北京农业大学礼堂里回荡着学生们热烈的掌声。台上那位身材清瘦、头发微卷的校长，没有将星，也没有领章，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叫陈漫远。台下的新生并不知道，眼前这位看似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八年前原本站在上将军衔的门口，却在最后关头把机会让给了另一位广西老乡韦国清。至于为什么，他从未主动提及，偶尔笑着说：“组织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把视线拉回到1954年的春末。奠边府战役方告捷，远在河内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一片欢腾。作为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副团长，韦国清在战后被胡志明称赞为“真正的朋友”。同一时间，国内开始着手制定授衔方案，广西军区上交的两名上将候选人名单里写着：李天佑、陈漫远。文件送到中央军委，摆上了政治局会议的桌面。毛泽东看完名册，在旁边画了一个圈：“韦国清的功劳不小，能不能腾个位置？”

接到电话时，陈漫远正在南宁府城旧衙门里批阅土地改革材料。“中央要我谈谈看法。”他放下钢笔，站起身对秘书说：“准备车，马上去电台。”夜色中，汽车穿行在邕江大桥，新建的电台灯火通明。与北京连线的时机只有短短几分钟，电话那头的军委办公厅干部开门见山：“陈政委，能否考虑把上将名额给韦国清？”话音刚落，他只答了一句：“没问题，听中央安排。”没有推辞，也没有犹豫。挂断电话，灯光下他的影子落在墙面，显得格外修长。

要理解这一声痛快的“没问题”，得先翻开他二十多年前的军旅履历。1912年，陈漫远出生在广西蒙山，家里三亩薄田，靠着母亲在集市上摆摊维生。父亲常对左邻右舍念叨：“娃若能读几年书，将来就有出息。”硬是咬牙把他送进私塾。可读书并没改变偏远山乡的苦难景象，地主的苛租、团练的敲诈，时常逼得乡亲们卖儿卖女。少年陈漫远在《新青年》和《向导》里找答案，越看越憋闷，“天下得有人来管事”成了他心里唯一清晰的念头。

1927年“马日事变”枪声震动南方，桂系军阀血洗工农会。蒙山小县也笼罩恐怖气息，大批进步青年被捕。17岁的陈漫远写下请战书，辗转来到梧州秘密赴会，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的岁月，他一面在《南宁民报》担任编辑，一面组织学潮。翌年冬天身份暴露，被捕下狱。牢房里，他与几名同志研究敌情，默记《共产党宣言》段落，准备随时就义。两个月后，党组织将他换保出狱。走出监门的第三天，他就跟随张云逸赶往右江，投入正在筹备的百色起义。

1929年12月11日凌晨，右江苏维埃政府在河池宣告成立，红七军的队伍里出现一名18岁的连指导员——正是陈漫远。当年那场突围，红七军一路西撤桂黔边境，陈漫远扛着机枪断后。大雾弥漫的长蛇岭，他从山脚率部攀上绝壁，占住制高点，将追军拖在山腰。回师百色时，整座城池火光冲天，战士们喊哑了喉咙，他提着驳壳枪第一个冲进城门洞。靠着这股拼劲，他被提拔为营政委。

1930年春，中央下令红七军东进江西。长安、武冈、连州三场恶战，他的队伍都担任前卫。七个月行程三千里，尸骨堆满山谷，他们硬生生把整支军队带到了兴国。到达中央苏区那天，毛泽东走进会场，看见这个满脸尘土的小伙子，诙谐地说：“广西来的‘千里来龙’，名不虚传。”接着把一面写着“千里来龙”的锦旗交到他手中。从那以后，陈漫远每次开会总被主席点到名字，“年轻人，要多读书。”这句话他牢记终身。

1932年，红七军并入第三军团，他年仅20岁被任命为第七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期的韦国清那时还只是团政治处主任。两人一起围桌子啃红薯干，夜深时讨论党支部建设，也正是在那些泥巴地上，结下了日后将军们少有的同乡情谊。

全国抗战爆发，八路军115师开赴山西。平型关大捷后，陈漫远被调任344旅参谋长。阴雨连绵的太行山区，他常背着望远镜攀到山腰，绘制日军据点分布图。石印油墨印出来的《敌情要点》一发下去，基层连长们拍手称好。晋察冀根据地初建，聂荣臻请他担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38年11月，黄土岭战役暴雨泥泞，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折戟阵前。战后，蒋介石电贺“殊堪奖慰”。不少将士回忆：陈司令指挥若定，未发一声喊，炮火声就是他的口令。

抗战胜利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1946年初夏，华北平原硝烟又起，他升任华北第一兵团参谋长，协助徐向前部署吕梁战役、晋中会战。太原总攻那一夜，漫天火光映得并州城如白昼，10万守敌土崩瓦解。1949年1月，平津易手，全国解放进入倒计时。就在这时，中央致电：广西即将开赴接管，张云逸为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广西军区司令，需旧部协助地方重建。陈漫远接令南下，肩挑两副担子——军区政委、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国的广西，无数急难险重的活儿都得他出面“打头箍”。

1951年初，他主持广西土改。每逢公审大会，成千上万贫苦农民挤在苍茫旷野，土台子上，戴眼镜的陈政委声音沙哑：“要依法斗争，绝不能滥杀！”批土豪、划阶级、丈量田亩，广西811万亩土地在半年内重新分配，减租退押惠及126万农户。此后畜牧、蚕桑、甘蔗三大示范基地也在他的拍板下启动。

然而身体并不买账。1953年底，他因长期失眠、胃出血两次住院。医生建议静养，可南线援越的作战准备已迫在眉睫。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怎会退缩？他推开病床一 corner，把留声机搬进办公室听《国际歌》提神，还笑着说：“这曲子比咖啡更管用。”

1955年，军衔授予工作尘埃落定。李天佑、韦国清各佩上将肩章，授衔典礼后，工作人员把一套已经缝好金星的上将肩章交给陈漫远，他拍拍包装盒，交还回去：“留给后面的人吧，我穿便装干活儿更方便。”军委首长研究后，给他报上“享受上将待遇”，换言之，他的福利、职务级别、政治待遇一律按上将执行，只是胸口少了两杠三星。外界便戏称“无衔上将”。

1956年新春，他获任广西省委书记。此后三年，他推行“屯垦结合”方案，鼓励复转军人到边远地区开荒种橡胶，后来的广西橡胶产业，种子正是那时播下。可高强度劳作再次压垮身体，夜里胃痛得在桌前弯腰，人却依旧埋头批件。1961年初，中央考虑让他离开南方潮湿环境，调往北京。4月，北京农业大学校务会议通过，陈漫远任校长。

堂堂无衔上将变身大学校长，在当年引起不小的议论。有人担心他“军事干部能懂教学？”可事实很快给出回答。第一件事，他把中央军委发给自己的吉普车划拨给学校科研处，换来两辆农机试验拖拉机；第二件事，他拉来广西老战友捐助的甘蔗种苗，与农学系学生在昌平试验站一起栽培；第三件事，他坚持课堂旁听，每周拿着厚厚的笔记坐在后排。一次旱稻授粉实验失败，有学生失落，他在田埂上拍拍对方肩膀：“打胜仗也要摸索，做学问更要这么干。”短短几年，北京农业大学走出一大批农业机械化和作物遗传育种的尖子生，不少后来成为共和国农业战线的骨干。

“老陈身上那股子韧劲，是在战场上磨出来的。”李天佑回忆时曾感慨。广西解放头三年，两人几乎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谈的不是部署兵力，就是调地瓜种。到了60年代，他们穿着各自的干部服，偶尔在北京西山相遇，陈漫远总带着半桶老干茶叶，边泡边笑：“没能跟你们一块当上将，我就当学校的哨兵，替国家守住三尺讲台。”

1967年，风浪骤起，红卫兵冲进校园，让他交待“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双手插兜站在操场，平静回应：“我一无钱财二无田地，若非要给我扣帽子，就说我有个缺点——读书不够多。”青年学生面面相觑，终究没再为难这位没领将星的将军。几年后风过云散，他依旧按时去实验田，甚至带伤写成《干旱条件下北方甘蔗繁育试验报告》，至今仍被农业院校当作教学资料。

1974年6月12日凌晨，他在北京医院病房离世，年仅62岁。去世前夕，他嘱托秘书把厚厚一摞军功章交还军委：“国家已经给足待遇，别再给我上花。”葬礼简单得出奇，没有“上将”字样，骨灰盒上只写“陈漫远同志”。然而在广西蒙山的田埂上，人们提起他，总会说：“那是我们的‘无衔上将’。”

如今翻检档案，当年广西军区拟报的两颗上将星，一颗留在李天佑肩头，一颗镶在韦国清胸前，而那位主动让衔的人却把余生献给课堂与稻田。陈漫远的选择，也许朴素到一句话：“党让去哪，就去哪。”这种简单，却是那个年代许多共产党人共同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