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1年7月9日晚，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同秘密访华的基辛格会谈情况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把国际形势用“天下大乱”和“形势大好”这二者完全对立的概念放在一起进行概括和总结？又为什么把邀请基辛格乃至于尼克松将来的访华放在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的基础上呢？是欢迎他们来一起瓜分中国吗？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在南北（即委内瑞拉和格林兰岛）开弓的同时，又要抛开联合国独自牵头并拉上一些小伙伴们“另起炉灶”（即成立国际和平委员会）。这的确是对现行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同时也引起了很多国际人士和国内的很多同志对未来形势的担忧。但是我们如果从特朗普“新战略”的本质以及毛泽东主席的上述表态的核心内容来看，我们就应该对今天国际上出现的大分化、大调整除了保持一种必要的审慎态度之外，更要看到“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光明与希望。
一、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认识特朗普“新政”的关键
一年前的2025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这是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与之前第一个任期（2017年1月20日至2021年1月20日）和之后的民主党拜登（2021年1月20日至2025年1月20日）任职期间所展现出的外交政策有明显的不同。
特朗普第二次担任总统后，进行了一些列的内政改革和外交政策的转变。我们需要将二者联系起来看，才能找出特朗普对外政策转变的“合理性”。如果我们仅仅从对外政策的转变这一个方面来看特朗普的“新战略”极有可能会陷入一叶障目的窠臼之中。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引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伤。我们不能低估18年前的这次事件，因为它不是有些专家所说的仅是金融监管缺失和金融过度投机等表象问题。
我们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从1990年到2021年，美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69.9％增至80.1％。【1】 这说明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超独霸”的这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得实体经济出现了大规模的萎缩。这也就使得美国各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实体经济即工业化的发展成果的得失，从而迫使在金融危机发生的这一年当选的总统奥巴马为此提出了“再工业化”，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最后失败了。如今的特朗普再一次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开始在国内进行整顿与改革。
特朗普整顿与改革的重点对象即是在美国实体经济萎缩过程中而大获其利的华尔街财团，如发布行政令将SEC、CFTC等独立金融监管机构纳入白宫监管。在这种“强硬干预”和“施压”的方式初见成效后，对外即开始推出新的关税新政。大规模向各国提高关税的目的就是要以这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倒逼和引导逐步萎缩的实体经济的复苏，进而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
特朗普主动采取这种“脱钩”的方式，为的就是让美国人自己主动选择劳动，从而避免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中国物美价廉商品的依赖。加强生产力是为了提升竞争力。因为特朗普很清楚美国如果继续走开动“绿纸”印钞机收割全球的路是不可持续的，而这种不可持续性首当其冲就会反噬美国自身。犹如一个既不劳动还坐享“山珍海味”的纨绔子弟，长此以往不仅大脑会退化，骨骼肌肉也会萎缩。现在作为“家长”的特朗普开始强制命令这个纨绔子弟不仅在生活上要学会“荤素搭配”，在身体上还要加强劳动锻炼。实事求是的说这对美国当下不啻于一剂对症的良方。
刚刚说到了美国自身，然而美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他的任何一项政策的变动都会对全球造成影响。那么美国这种内外政策的转变对于世界到底是正面影响多还是负面影响多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商品的生产和资本的扩张，谁更需要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呢？请注意，笔者这里说的是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从全局上来看毫无疑问是商品生产，因为商品生产的全过程是需要周期的，赚的是“慢钱”。而这种周期则需要相对稳定的市场，而相对稳定市场就需要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而资本的扩张，尤其是高利贷资本的扩张，周期越短越能循环叠加，赚的是“快钱”。特别是战争尤其是世界性大战这样的灾难，对高利贷资本而言不亚于一场盛宴狂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除了病、死、灾这样的危机出现，有几个幸福安足的家庭会去借高利贷？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资本扩张尤其是高利贷资本的扩张最大的敌人就是世界和平，而制造危机和灾难尤其是制造世界性的灾难则是资本扩张处心积虑的规划。
顺着这个逻辑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特朗普的新政，首当其次的对立面并不是关税大棒所指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而是本国的华尔街资本集团。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来说，特朗普及其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是我们既需要斗争，但同时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合作的对象。而对于背后的华尔街金融资本财团，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斗争的对象。
思考战略问题，尤其是国际战略，应当有全局决定局部的思维。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毛泽东对周恩来所说的“不要老谈具体问题”的深刻含义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动辄就要“奉陪到底”和“霸气回应”则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二、“国际和平委员会”本质上是对“雅尔塔体系”的匡正
自2025年9月29日，特朗普首次倡议成立“国际和平委员会”，至2026年1月22日瑞士达沃斯论坛举行签约仪式，共19国正式签署章程，标志着委员会正式启动运作。
有人说，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是对联合国权威的削弱和战后国际体系的颠覆。这种认识是不完整的。这里面确实有“削弱”和“颠覆”的性质，但我们要看具体“削弱”和“颠覆”的对象是谁？
在这里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签约的这19个国家除了6个美国传统的中东盟友之外，尚无一个美国在其他区域传统意义上的盟友，甚至连他曾经最为亲密的“五眼联盟”都没加入，至少暂时没有任何积极回应。参与签约的5个欧洲国家除了土耳其之外，其他四国均是东欧国家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四国不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就是前苏联的卫星国。这对于美国来说真是“西方不亮东方亮”，为何会产生这种带有风向标性质的戏剧化？
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把关税大棒的“黑手”都伸进欧洲盟友这里来了，必然会造成欧洲盟友的反弹乃至离心离德。其实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仅仅经贸问题所致，而是长期历史原因积累的结果。老子曾经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2】 美国二战后一跃成为取代欧洲主导全球性事务的强国，则是起于二战结束前美国领导人在以美国强大的国力为依托的基础上，对当时的国际格局所进行的高超和精妙的战略布局。也就是说，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开始也就是终结欧洲霸权的开始。那么，打倒和削弱欧洲也就成了美国能否实现主导全球性事务的关键一招。那么怎样才能顺利的将欧洲霸权的接力棒“润雨细无声”的悄然转移到美国手上呢？
罗斯福明白“富贵不可独占”和“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3】
罗斯福的这段话并不是在与斯大林讨论印度的政治制度和发展前景，而是隐含的告诉了斯大林印度战后可以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须知此时的印度还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德黑兰会议并不是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会议的主题是美英苏三国关于美英开辟西欧第二战场，东西方配合对德作战问题。也就是说会议的参与方是美英苏三国，既然是美英苏三国共同参加的会议，那么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本人也在德黑兰。如此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总统罗斯福即使在拥有希特勒这个共同敌人的条件下，在与英苏讨论对德作战的这次会议中，并且还是在丘吉尔也在德黑兰的“眼皮子底下”，主动的将自己盟友的利益出卖给了不同阶级和意识形态阵营的斯大林。
罗斯福不惜将自己同为盟友和“亲戚”【4】的重要利益出卖给斯大林，是因为罗斯福支持和同情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显然不是。因为罗斯福这位美国的政治领袖显然明白“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句来自中国的哲学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同时也明白美国尽管力量强大，但并不足以包办所有国际事务和打倒主导世界格局近三个世纪的欧洲霸权。所以果断的拉上了在反击纳粹德国两年多时间并在战争中展现出一定实力和战绩，并被欧洲边缘化的斯大林。最终通过新的国际体系即“雅尔塔体系”正式取代了欧洲主导国际事务的“凡尔赛体系”，将本身分裂的欧洲进一步一分为二，将本身属于欧洲势力范围的东欧交给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斯大林。
但罗斯福之后的美国领导人并不能理解“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使美国国力如日中天之时在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麦卡锡主义的战略鼓动下，以及在丘吉尔“铁幕演说”的忽悠和捧杀下，主动扛起了“民主世界”带头大哥的“重任”。投入了巨量的战略资源，对苏联和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遏制与打压，并最终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大量的消耗了美国的元气。
这里有几个时间节点值得注意。就在美国与中苏对峙并陷入越南战场的泥潭之中的1967年，欧盟的前身即欧洲共同体成立。就在美国打倒苏联帮助欧洲解除地缘威胁的当年，即1991年《欧洲联盟条约》签订。新世纪以来美国以“反恐”和“人权”为旗帜并在英国的鼓动下再一次挥师中东，也就在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第二年即2004年，欧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由之前的15国迅速增加为25国，几乎涵盖了东欧所有国家。欧洲这种表面恭维背后挖坑，以及“趁你病要你命”的行为，既是美国的报应，也逐渐的让美国看清了其背后的狡诈与阴险。
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2025年2月14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痛批欧洲政府“正在背离与美国所共享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这句话背后所暗含的潜台词是什么了？
有人说，二战后北约和华约的产生，以及冷战条件下的阵营对抗是“雅尔塔体系”的产物。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冷战和阵营对抗非但不是“雅尔塔体系”的产物，相反是“雅尔塔体系”的异化和变种。“雅尔塔体系”的本质是主要大国在处置战败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在大国共治实现多边框架的基础上以此来维护战后和平，他本质上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和阵营对抗的色彩。而恰恰是之后两个军事集团的成立和对峙形成了冷战的格局，这不是“雅尔塔体系”的产物而是“雅尔塔体系”的异化和变种。
明白了这一点，再结合特朗普之前三令五声的重申欧洲要提高北约军费比例即这一美国“保护费”的要求，以及欧洲盟国对特朗普所发起的“国际和平委员会”的集体沉默。我们就能明白，特朗普绝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钱的问题跟欧洲过不去，这里面有历史与现实对立的深层逻辑。
与此相反的是，普京对特朗普所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则采取了接受邀请并启动研究的态度。同时俄罗斯宣布：愿从被美国冻结的俄资产中拨付10亿美元用于“和平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俄罗斯这一些列动作的反应与欧洲盟国的集体沉默对比，让人隐约看到了80多年前罗斯福与斯大林牵手前的历史重复。
三、用“三个世界”而非“新冷战”来指导和定位中国外交
以上简单的把特朗普政府的内政改革和外交转向进行了评述和分析。如果以上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今后的国际形势就不是“冷战”和“冷战”条件下阵营对抗的重复，更遑论有些人提出的“新冷战”。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总体上不符合特朗普改革的需求。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如以上分析特朗普有向“雅尔塔体系”的方向进行矫正与回归，也不是80多年前罗斯福与斯大林牵手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形势和新的环境下带有新的历史特点。而我们的外交斗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特点上的伟大斗争。
刚刚我们谈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为了“自我保护”，而这种“闭关修炼”的“自我保护”则需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决定了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必然要进行有限的战略收缩。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这种加强实体产业提升的强身健体的修炼，也需要摄取大量“营养”以弥补这种“体力的消耗”。这样我们就理解了特朗普为什么会把手进美国南北两边的委内瑞拉和格林兰岛以及加拿大的石油矿产等丰富的资源聚集地。
那么，只要特朗普的改革政策能够得到延续，近一段时期内国际局势整体上就会呈现出总体稳定和局部动荡的新特点，也可以说是全球总体稳定和美国周边冲突的新特点。
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确切的说就是在“天下大乱”的表征下蕴含着“形势大好”的战略机遇。
1971年7月，周恩来总理与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会谈。会谈中基辛格一方面表示美国十分重视对华关系并努力寻求与中国展开战略合作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极力渲染苏联与日本在地缘上对中国的现实威胁（这种威胁确实存在）并愿意“帮助”中国降低这种威胁。对美国方面释放出的这番“善意”，毛泽东同志似乎并不买账。7月9日晚，毛泽东在听取完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内容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与尼克松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后进行的战略收缩态势有所相似，今天的特朗普在进行战略收缩并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同时，在战术上也会采取内容不同的“两手策略”。第一、会像当年的基辛格渲染某国对中国的威胁并同样释放出对中国“帮助”的“善意”，在所谓的利益交换中实现“空手套白狼”。第二、对中国采用战术上的进攻来虚掩战略上的收缩，以此在中国核心问题上进行虚声恫吓从而换取中国的让步来实现美国的利益。不管出现前两者当中的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毛泽东当年对美国的回应：“我们准备美国与某某国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跟美国打交道的”。
特朗普的新政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难以避免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的“脱钩”。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完全是坏事。新中国在成立之初的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就是在与国际市场“脱钩”的条件下独立自主的发展起来的，并在这种不受国际市场“干扰”的条件下逐步培育形成了“人民的市场”。尽管其过程十分艰难，但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夯实了基础和提供了抗拒风险以及释放红利的力量。很多人把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仅仅归功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转轨的政策，这种说法既是不完整也是不准确的。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又由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人民的市场”，我们很难想象面对此后国际资本的冲击，中国经济还能依然连续健康增长并释放巨大的红利。
而如今面对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的“脱钩”。这反而可以再一次倒逼我们自力更生在“卡脖子”领域进行逆境突围，同时也可使我们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团结和依靠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巩固“人民的市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此进一步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不可否认，特朗普内政外交的“新战略”确实给原有的国际运行规则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究其性质和方向来说，不是拉起铁幕奔向集团对抗，而是筑起高墙的“自我保护”。只是在这种“自我保护”的过程中以“就近原则”来攫取营养，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全球政治朝向多极化的方向。所以“后冷战时代”和“新冷战”之说是不符合实际的，而毛泽东同志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仍然在今天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国六十年代曾在美苏两强的夹缝中艰难前行，并在这个过程中把外交的重点方向适度的转移到了新兴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各国。同时在苏攻美守即美国出现战略收缩之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在此期间也就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当年成功的进入了联合国获取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毛泽东曾感叹道：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一个“抬”字，生动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深情厚谊。
那么现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与我们在一定范围内的“脱钩”，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美国这种筑起高墙的“自我修炼”并不仅仅是与外界的“脱钩”，他首先是与华尔街资本集团内部的“脱钩”，是一个美国与另一个美国的“脱钩”。这种“脱钩”对于美国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决定了我们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合作的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受美国关税大棒所伤并对美国有深度依赖的“第二世界”国家更在寻找新的合作对象，这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合作空间。而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对“第三世界”更是系统性的负面冲击，尤其是脆弱的经济体与单一的产业国首当其冲，少数国家虽能够获得短期替代收益但难以抵消长期结构损害。这就为中国能与其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早在13年前的2013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发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就选择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意在告诉世界中国的“一带一路”首先敞开怀抱的对象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与当年中国是被广大第三世界抬进联合国一样，今后的中国要实现互联互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依然少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捧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是我们的基本盘，因为他始终处于世界各国的大多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阳光总在风雨后，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光明也总是在黑暗中孕育。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最低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强敌环伺的封锁与打压。而正是这种生存的黑暗与低点和发展中的封锁与打压，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品格。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面对与苏联老大哥的背离与“脱钩”时所说的，“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民族的精神是能够遗传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今天的中国也同样会以自身奋斗的成果抛弃旧有的“天条”，与追求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共同书写新的“天条”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的明天一定不是“天下大乱”而是“形势大好”。
注释：
【1】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2022》，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年版，第80页。
【2】春秋·楚·李耳《老子》第64章。
【3】《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4】丘吉尔曾得意地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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