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下旬，北京的气温逼近四十摄氏度，钓鱼台十一号楼的警卫值班室却始终紧张安静。此刻的电话铃声，打破了闷热中的静默。杨银禄抓起听筒，只听那端一句清脆的吩咐：“小杨，来一趟。”声音是江青的。她的秘书，得随喊随到。
杨银禄当时三十四岁，在江青身边已整整五年。入伍、进8341部队、再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他性格里那股子憨直和稳当，让毛主席和汪东兴都放心把这份“高难度”差事交给他。毛主席曾握着他的手交代：“她身体不好，要多照看。”那眼神里夹着歉意，也带着信任。杨银禄从不敢忘。
北戴河避暑是中央首长每年固定的安排。7月初，江青在毛主席点头后北上海滨，天刚亮便能听见潮声拍岸。海风让她心情舒畅，工作人员也跟着松了口气。然而轻松不过几天，一桩临时念头又来了：江青忽然想去七十公里外的昌黎县，登曹操昔日凭海临风的碣石山。她把杨银禄叫到房内，语气轻快：“我想看看《观沧海》写的是怎样的景色，你去办吧。”
照例先得派人打前站。山并不算高，可陡坡乱石遍布，连条像样的便道都没有。侦查回来的同志摇头：“滑竿抬不动，脚都没处踩。”消息汇报后，江青眉头一皱，却仍倔强：“那就坐滑竿，我不怕辛苦。”场面一时僵住。
屋里空气像热浪一样凝闷。杨银禄一句“太危险了”劝不动她。足足十来分钟的踱步后，江青停在书案前，盯着窗外的海面忽然冒出一句：“让总理调直升机！从天上落在山顶，总行吧？”语速很快，显然已经拿定主意。
“首长，这……”杨银禄心里一沉，却只能应声：“我去请示。”电话直接拨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处理外事简报，放下文件听完汇报，只说：“不行。那座山坡陡峭，起降风险太大，出事如何向党和主席交代？请江青同志还是放弃此行。”说话平和，却不容置疑。
几分钟后，杨银禄回到客厅，复述了总理的原话。江青低头踱步，一边念叨：“像秤砣掉下来……”声音渐弱。最终，她抬起头，眉心紧锁：“好，你告诉总理，听他的。”风波至此平息。等走出门，杨银禄长舒一口气，自言自语：“总理还是有办法。”
那一年里，像这样临时起意的外出，杨银禄记了不下十次。有人打趣说，江青的行程表像股市，瞬息万变。可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不是评判，而是保证安全，避免最坏情况出现。这一点，周总理在电话中也交代得分明。
在江青身边，细节决定一切。她的衣服熨烫、饮食作息、日常文件，一丝差池都可能引来质问。杨银禄常说，陪伴江青如在缆绳上行走，稍不留神就会失足。但他那句“主席信得过”，撑起了每天的坚持。
时间往前推，到1958年8月的玉泉山。那是杨银禄第一次与毛主席近距离接触。赫鲁晓夫访华，毛主席陪同会谈，楼前停着四辆苏制豪车。年轻的杨银禄守在道旁，本想避让，却被主席一眼瞧见招手过去。“小同志，你好！”主席微笑，他紧张得站得笔直。那句“我也是个年纪大一点的战士”，让十九岁的战士心里暖得发烫。
之后的十多年里，杨银禄先后在北戴河、钓鱼台、人民大会堂值勤。1967年，汪东兴找他谈话：组织决定调你去江青身边。理由很简单——保密可靠。杨银禄犹豫，觉得学历有限难胜任。汪东兴一句“这是主席点的名”，让他咬牙接下任命。
初到十一号楼，他整整三个月没正式对话，只远远见江青匆匆进出。等到阎长贵调岗，他才第一次被叫进办公室。江青审视着眼前这位高个子河北小伙，先问简历，再丢下一句话：“别影响工作。”短短见面，语气不置可否，但杨银禄知道，考验才刚开始。
工作之外，江青偶有温情。1968年她探望京剧名家程砚秋遗孀后受凉发烧。十几天高热，她让人给毛主席打电话。主席未能立刻赶来，电话里却嘱咐：“让她多休息。”几日后，主席到访，见到杨银禄，再次那句老话：“在她那儿，你们苦了，要多照应。”这番话，他记一辈子。
再有一次，杨银禄深夜突发肠炎，高烧不退。江青开完会得知，立刻命车送医。两天后他返岗，江青看着脸色苍白的他，说：“别逞强，再去医院，多住两天。”见他坚持，便让厨房专门做软饭，并补一句：“用他的粮票，我掏钱。”外人只记得江青的锋利，却未见她这面。
1973年，杨银禄调回中央警卫团。此后十余年，他先后在多个岗位服务老同志。1984年退休时，战友问他最大体会是什么，他想了想，只说：“人在高处不易，人在旁边更难。纪律、忠诚，还有一点点机灵，少一样都过不去。”语气轻轻，却句句在理。
再回到那个闷热的下午，如果当时周总理没有一口回绝，直升机真飞到碣石山，后果如何，谁也说不准。历史就是这样，被一句话、一个电话、一次摇头所改写。杨银禄的“报告”，周总理的“不行”，以及江青最后的“我不去了”，共同让那片陡峭山岭恢复了宁静，而他们各自的命运，也继续在时代洪流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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