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第5次反围剿后800名红军神秘失踪，多年后在山村找到答案|军团|大军|突围|龙云

2001年深秋，贵州石阡县档案馆灯火通明，党史研究员杨又铸盯着一份发黄的民国旧档，眉头越锁越紧。那一行字——“一百余红军困牛山投崖”——像一束冷电划破长夜，他意识到自己或许抓住了几十年未解的谜头。

第二天，他赶到龙塘镇。当地老人传承至今的祭祀仪式令人动容：每逢清明，家家户户抬着纸祭走向困牛山崖底，点香焚纸，口里念着“红军爷，辛苦了”。村支书告诉他，“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红五十二团。”一句话，让所有档案里的疑团瞬间有了温度。

那支部队曾被登记为“失踪”。按中央兵力统计，1934年九月，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报有八百零七人，随后便在战报中戛然而止。几十年里，军委、军区与地方党组织多方查访，没能找到半点下落，连同团长龙云的名字也像被风吹散。今天读者也许会觉得难以置信，一整团人凭空蒸发，毕竟在电讯与卫星成网的时代，连一台丢失的手机都能定位，可在烽火连天的三十年代，要追踪一支被困散的队伍实在太难。

把故事往前推。1933年冬，日军步步紧逼东北，蒋介石却铁了心“安内”。自九月二十五日起，他调百万大军，构筑近千座碉堡，把江西苏区围成一只铁桶。博古、李德不采纳毛泽东的游击战方案，让中央红军陷入硬碰硬的阵地防御。结果众所周知：第五次反围剿至1934年夏天宣告失败，红军被迫突围。

同年八月，中革军委命任弼时、萧克率红六军团西进。六军团下辖十七师、十八师，总兵力约一万八千。十七师为“尖刀”，十八师护卫军团机关。十八师的五十二团，是底子最硬的一支。多数官兵出身湘赣游击，根据地转战多年，老兵偏多，枪法好、行军快，龙云这个团长也以“猛”闻名。

可惜，运气站在了敌人一边。九月中旬，六军团进入贵州锦屏，前有桂系堵截，后有黔军追击。中央军委急电要部队北进与红三军汇合。此时的指令有误判，却没人敢当机立断。结果，六军团陷入甘溪一带的口袋，四面枪声大作。面对百万大军，萧克苦笑：“硬拼就是葬送自己。”任弼时、王震对视片刻，决定“丢卒保车”——必须留下一个团佯动，把敌人拖往西侧，主力趁机从东南口子突围。

军部召集团以上军官，说明安排。空气像铅块，沉甸甸。有人站起身：“让我去！”“不，我带团去！”冲锋习惯了的汉子哪怕明知凶多吉少，也要争上一争。如何取舍？最终，目光落到龙云身上：他熟地形、敢下狠，部队伤亡虽大，但仍最能打。这也是选择他的理由。

十月七日夜，五十二团举着绑了稻草的火把，故意向西南佯攻，吸引敌军。炮火撕开森林，火光烂漫。仅首轮交锋，团里折了一半人，可战线硬是钉住了对面整整两昼夜。主力则趁夜色扑向东南，逼近乌江；此后与贺龙三军会师印江，六军团得以保留火种。

龙云却带着残部一路西撤，躲进大山。出甘溪时，他还剩三百余人；再往前，成百上千的山道，纷乱的枪火，数字不停下跌，到达龙塘时只余一百五十多人。追击的敌人改用围困和消耗。一些苗、侗族百姓冒险送粮送水，多少条性命就这么吊着。龙云想再向西穿出封锁，但侦察兵回报：“西南各隘口皆有重兵。”他只得接近险峻的困牛山，准备凭险固守，待风声转弱。

困牛山四面绝壁，像石盆倒扣。田海清连夜带八十名伤员兼老兵在山巅刨壕沟，于悬崖边砌石垒垒，冻土刮手也无人停。龙云则率仅存机枪班向外侦察，试图寻找可行山道。十月十二日拂晓，国民党第七师先头部队包山而上。山顶机枪一吐火舌，敌前锋踩着滚木礌石纷纷坠崖。敌将焦躁，转为围困，截断水源，连夜挑夫抬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