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春雨停歇的清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正沿着麻城南郊的石子路向前集结。尘土未落,马达声隆隆,一位拄着竹杖的盲眼老太太跌跌撞撞冲到路中央,双手颤抖着摸向最近的一名警卫:“同志,帮我问问,你们队伍里可有个叫徐其孝的?”
警卫一惊,忙将老人搀到路边。陈赓恰好骑马巡队,听到动静便翻身下来。老人衣衫打着补丁,眼睛浑浊,却一句一句地重复:“我儿子还活着吗?我找了他二十年。”声音里掺着血丝般的倔强。
“别急,大娘。”陈赓拍拍老人肩膀,扭头问副官调档。“徐其孝?”他想了两秒,皱纹瞬间舒展开来,“原来找的是这小子,他现在都是师长了,可顶天立地!”
老太太抹不清泪水,只摸到陈赓的军服纽扣,“师长是啥?当官了吗?”陈赓忍不住笑:“不光当官,还带几千号人打仗。”对话短短几句,却像一把钥匙,把二十多年的生死牵挂打开了缝隙。
麻城并非普通小镇。这里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门户,早在鄂豫皖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就把根据地种在这片丘陵。资料显示,麻城仅一个县便先后有十万青壮参军,堪称“将军县”。徐其孝便从这条红色脉络里走出,家境贫寒得连年夜饭都靠红薯叶凑,可他十三岁就把木犁扔下,穿草鞋进了少年先锋队。
一九二八年,麻城有场声势不小的秋收暴动,十四岁的徐其孝跟着队伍贴标语、做联络,枪声没听过几次,却已决定“跟红旗走”。两年后,他被编进红十二师,成了陈赓手下的一名“红小鬼”。体形单薄,但跑通信、背枪弹、带路样样争先。一次夜袭,他摸黑潜入敌哨,捣毁电台,从此在师部挂了号。
三十一年春,陈赓调离鄂豫皖,徐其孝留守,但缘分没断。抗日烽火燃到山西,两人又在八路军三八六旅会合。那时徐其孝已是二十五团副团长,火线提拔来的硬骨头。吕梁山雪夜阻击,他率一个营拖住日军主力整整七小时,身中两弹仍不下火线。战后脱下棉衣,医护统计,身体正面留下十二处弹痕,背面更多。一位卫生员感叹:“这样的伤,换别人早倒下了。”
伤疤成了勋章,也成了昵称。旅里喊他“徐十八刀”,陈赓却更喜欢“这小子”。他看重的不是血性,而是那股灵活劲:懂无线电、会谋略、舍得冲。解放战争打到洛阳,徐其孝已升副旅长。黄河春汛刚退,他带突击营夜渡伊河,从城南破墙而入,里应外合,仅七小时拔掉坚城,被总前委称为“快刀”。
足智多谋亦抵不过乡愁。渡江前夕,战士劝他回麻城看看,他推辞:“公事要紧。”可当部队真的进了老县城,满目瓦砾触目惊心。他才得知父亲被国民党“清乡”枪杀,妹妹战乱饿死,全家仅剩母亲,且因逃难眼疾失明。徐其孝瘫坐街角,半天一个字没说,最后只念叨:“娘还在就好。”
解放军行至麻城的次晨,那位盲母靠乡亲搀扶来到军部,却怕认错人,一路打听。幸亏陈赓一句“师长”让她心里有了准头。几小时后,徐其孝急奔回来,在营房门口单膝跪地,握着那双满是老茧的手,猛地哽咽:“娘,是我。”母子相拥,围观官兵悄悄红了眼。
不久,第二野战军南下。徐其孝奉命攻占赣北、皖南,动作干净利落。建国后,他被授予开国少将,奖章没放在橱柜,却塞在抽屉,因为母亲说:“章是好看,可别忘了老百姓把儿子交给了共产党。”
岁月翻到一九七九年,他五十五岁,头发花白,依旧被总参点名担任对越边防某方向前线负责人。有人劝他身体吃不消,他摆手:“打了半辈子仗,就怕临到用我时缩回去?”当年三月的高平、老街一线,他指挥的某师以三比一的兵力差赢下硬仗,越军被迫后撤,新闻电讯只字未提他的名字,但老部下都知道,是那位“徐十八刀”又露锋芒了。
后人统计,徐其孝大小战役参加三百余次,身上永久性伤疤三十三处。数字冷冰冰,可他常说一句玩笑:“总算没让妈白跑那一趟。”一九九一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麻城人民政府为他立碑,碑座上刻着六个字——“忠勇冠大别山”。老母亲先他六年离世,墓碑并排,两块青石,风吹不倒。
陈赓早在一九六一年病逝,去世前写信给老战友回忆麻城那个清晨:“老太太的手一碰到我袖子,我就知道,这是军人的根。”如今信纸泛黄,却还能看到潦草一行:“那小子,终究没让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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