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除夕，北京鼓楼的钟声刚停，新中国第一任总检察长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忽然放下筷子，自言自语：“史瑞楚那边，饺子下锅了没？”一句平常的家常话，牵出一段郁结多年的往事——这段往事的中心人物，正是五年前在汉口以火自尽的陈光。
回到1945年10月。东北刚从日军手里收复，所有人都在抢时间、抢地盘。罗荣桓带着山东老部队赶到北镇，交接防务时顺手把那部功率最大的电台拨给陈光。两个人谁都没想到，这部电台会像钉子一样钉进他们的命运。
两个月后，阜新风雪大作。林彪急令陈光把电台调回指挥所。陈光摇头：“调走电台，我就成了聋子瞎子。”林彪没有废话，电报只有一句：“误事者担责。”兵临锦州城下，陈光一边撤，一边硬把电台带走。结果电台没送到，指挥链却掉了半截，这件事从此贴在他身上，谁也扯不掉。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考虑陈光熟悉华南，把他调去广东军区，给了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的担子。广东情况复杂，剿匪、缉私、处理港澳通道，样样都要人。陈光是行伍出身，文件条例看得犯困，干脆凭感觉办事。他把烈士子弟和失学青年集中培训，本意是“补脑子、补兵源”，却撞上了组织程序的红线。
1950年春节过后，他突发脑膜炎，躺在广州总医院三天三夜高烧不退。病房里，负责谈话的干部轻声劝他：“陈司令，先写个检查吧，错误可以改。”陈光没回答，只冷冷地回一句：“我对得起党，对得起战士。”这种抵触让批评声愈发尖锐。年底，他的党籍被取消，军职全部撤销，暂时迁往汉口“休养”，实则是软禁。
汉口的那栋二层小楼，门前石榴树年年开花也没人敢靠近。整整三年七个月，陈光每天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翻老作战笔记，写申诉，烧了又写，写了又烧。1954年6月7日凌晨，他点燃了自己。管理员听到爆裂声冲进院子，一抹烈焰映红院墙。救火结束后，只剩一具焦黑的身体和没烧完的字条——“以我之死，明我之洁”。
喧哗散去，妻子史瑞楚带着两个儿子悄悄回京，改用母姓，住进西直门外的一间筒子楼。白天靠补课糊口，晚上剪窗帘边挣钱。邻居知道她的身份，嘴上不说，背地里却总是指指点点。孩子放学回来，经常委屈地问：“妈妈，咱们是不是做错了事？”她只摇头：“读书，好好读书。”
罗荣桓夫妇从机关食堂打听到她的住址，每到中秋、春节，必定派车接他们到三里河吃团圆饭。餐桌上，没有官腔，也没有责备。罗帅有时端起酒杯，淡淡一句：“老陈是好样的，只是想不开。”林月琴一把拉住史瑞楚的手：“走了的就让他走吧，孩子要紧。”两位老人给两个男孩备下学费，甚至帮忙联系了部队子弟校，让兄弟俩念完了高中。
罗帅去世于1963年。临终前，他握着林月琴的手嘱托：“逢年过节，别忘了史姐。”嘱托成了家训。即便到了“特殊年代”，林月琴也想尽办法给史家母子递上粮票、布票，哪怕自己要省下口粮。
时间来到1987年，改革的春风吹开许多尘封档案。林月琴联络了十几位老战友，联名写信给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陈云，请求为陈光正名。陈云翻阅卷宗之后批示：“应实事求是，澄清是非。”同年冬天，中央正式宣布为陈光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追授荣誉勋章。
消息送到史瑞楚家时，屋里正冒着热气腾腾的饺子香。年过花甲的她捧着文件，眼圈红了很久，轻轻说：“孩子，你们父亲的名字，终于可以亮堂地写出来了。”大儿子当晚写下申请，恢复父姓。翌年春，他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工作；小儿子则留在北大读历史，后来专攻东北解放战争史，撰写《陈光与东北战局》一书，用学术的方式替父辩白。
有人感慨，如果没有那台电台，也许陈光能成为共和国的大将；也有人说，若他能再忍一忍，终会柳暗花明。历史没有如果，可它会留下回声：在烈火中逝去的军人，终因同袍之情和后人之证，被重新写进史册；而他那脆弱却倔强的家人，也终于抬起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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