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一九四七年，河南汤阴的城墙终究没扛住，被攻破了。
等到大部队冲进敌军指挥所的那会儿，那个往日里威风八面的国民党暂编第四纵队头头孙殿英，整个人像没了骨头一样，彻底瘫软在地。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把算是栽到底了，神仙也难救。
往公事上说，这家伙是那个年代出了名的“大坏蛋”——山大王当过，给日本人当走狗也没落下，最后还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打内战；往私事上论，他干的那档子事儿，能让全国老百姓恨得牙痒痒——领着兵痞子把清东陵给炸了，乾隆爷和慈禧太后的安乐窝让他翻了个底朝天。
无论是前清留下的那些遗老遗少，还是咱们平头老百姓，甚至连史书上，都早就给他判了“斩立决”。
被逮住的那一刻，孙殿英自己心里也琢磨，这回八成是要被公审、吃枪子儿，弄不好还得被愤怒的人群给活撕了。
可偏偏就在这时候，刘伯承将军到了。
瞅着眼前这个“五毒俱全”的败军之将，刘伯承只撂下一句挺让人琢磨不透的话：“这人背后的情况挺复杂，真要是一刀宰了，恐怕不太合适啊。”
这话一出，不光孙殿英傻眼了，连周围的一圈人都没听明白：一个挖坟掘墓的贼头子、大汉奸，杀他那是替天行道，有啥“不合适”的？
其实吧，这事儿里头藏着两本账，外行看的是热闹，刘伯承看的是这里头的门道。
咱们先盘盘第一本账：孙殿英究竟哪来的胆子，敢冒天下大不韪去挖皇陵？
不少人觉得这就是因为“贪”。
没错，姓孙的是贪财，可要是光盯着一个贪字，你就看不懂那时候军阀混战是个啥逻辑了。
咱把日历往前翻，回到一九二八年。
那会儿的孙殿英，刚被冯玉祥收编，队伍驻扎在河北蓟县一带。
面儿上看，他是冯玉祥手底下的军长，挺风光。
可实际上，孙殿英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比要饭的强点有限。
冯玉祥是谁？
那是西北军的老大，对自己亲信部队都抠门得很，更别说孙殿英这种半路投靠过来的“杂牌军”了。
要钱，没有；要粮，见底。
孙殿英手底下的兵，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肚子里像装了蛤蟆，咕咕直叫。
这节骨眼上，摆在他面前的路就剩两条。
头一条：老实听话。
下场就是底下人造反，或者自己被手下绑了去换口饭吃。
在那个乱世道，手里没钱没粮的军头，结局通常都惨得很。
第二条：自己找钱。
可蓟县那穷乡僻壤，地皮刮三尺也榨不出二两油水。
就在这没咒念的时候，孙殿英的眼珠子转到了清东陵身上。
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活人的钱不好抢，死人的钱还不敢拿吗？
那陵墓里头金山银山，那是满清皇室几百年的家底。
掏出来，既能养活手底下这帮弟兄，还能给自己留条退路。
就这样，一个挂着“军事演习”羊头卖狗肉的计划开始了。
孙殿英下令把清东陵围了个水泄不通，闲杂人等一律不许靠近，谁敢硬闯就当奸细处置。
为了赶时间，他也顾不上啥“考古技术”了，直接那一箱箱炸药硬轰。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慈禧定东陵的地宫大门被炸开了。
孙殿英领着人冲进去，那会儿眼珠子全是红的。
瞅着慈禧的棺材板，他喊出的话特实在：“弟兄们，给老佛爷借点‘养老金’花花！”
那些大兵跟疯了似的，把里头的珍珠玛瑙往怀里揣。
慈禧那点陪葬品，在饿急眼的士兵看来，还没两个白面馒头实在。
收拾完慈禧，顺手牵羊把乾隆的裕陵也给刨了。
乾隆的骨头架子被随便扔在旮旯里，孙殿英还在那说风凉话：“你活着时候求长生不老，死了让人追着讨债，也算是‘永垂不朽’了。”
消息一漏出去，全国上下全炸锅了。
按常理，动了皇家的祖坟，这脑袋肯定保不住。
当时蒋介石那边也被舆论骂得狗血淋头。
可孙殿英咋就没事呢？
就因为他用从坟里抠出来的宝贝，给自己换了一张“保命符”。
他心里门儿清，在那个世道，没啥火气是金条压不下去的。
要是压不住，那就再加一箱子珠宝。
他把盗来的稀世珍宝到处送礼，上上下下的关节全打通了。
面对外界的指指点点，他甚至在酒桌上脸不红心不跳地整出一套“歪理”：
“我是孙殿英，他是刘邦。
刘邦不过是个亭长，我是个军长。
但他搞的是革土地的命，我搞的是‘革死人的命’。”
这话听着混账，但在那个礼乐崩坏的年月，居然真让他给蒙混过关了。
这第一本账盘完，你会发现孙殿英就是个没底线的投机鬼。
为了活命，为了捞好处，啥道德规矩他都能踩在脚底下。
那问题就来了：这么个烂透了的人，刘伯承为啥非要保他？
这就得翻开第二本账了。
这笔账，伏笔埋得挺深，早在用一九三二年就开始了。
那年头，孙殿英名义上是个军阀，可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他这种杂牌队伍，今天跟冯玉祥混，明天投张学良，后天保不齐就被蒋介石给吞了。
他心里头，始终悬着块石头，没安全感。
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碰上了一个人——宣侠父。
宣侠父是咱们党的人。
俩人碰面那会儿，孙殿英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得很。
宣侠父没跟他扯那些大道理，而是跟他聊局势，聊理想，聊怎么打鬼子。
孙殿英听进去了没？
还真听进去了。
不过他脑子里的逻辑，可能跟宣侠父讲的有点出入。
孙殿英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抗日这面大旗，能帮我洗刷名声；跟共产党搭上线，能给我留条后路。
这就是孙殿英混世的法子：从来不把鸡蛋搁在一个篮子里。
于是，等抗战全面打响之后，孙殿英搞了个极其隐蔽的小动作：他偷偷摸摸地给咱们这边送了一批枪支弹药。
这事儿办得神不知鬼不觉，但在当时咱们极度缺枪少弹的情况下，这批物资的分量那可是太重了。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孙殿英虽然后来软骨头投降了日本人当汉奸，那是他骨子里的投机本性在作怪；二战打完了又投靠蒋介石打内战，那是他习惯性的“有奶便是娘”。
可到了一九四七年的战俘营里，刘伯承没忘了一九三二年的那段旧情。
刘伯承嘴里那句“成分复杂”，指的就是这档子事。
要光看盗墓、当汉奸这些烂事，枪毙孙殿英十回都不多。
可要是在抗日最艰难的时候，他曾经向咱们伸出过援手，这份“交情”，共产党人是记账的。
再往深了想：当时解放战争正打得火热，国民党队伍里还有不少像孙殿英这样的杂牌将领。
杀个孙殿英容易，但这会给其他人传递个啥信号？
要是留孙殿英一命，就是告诉大伙“只要对抗日有过功劳，只要对人民有过帮助，咱们就给条活路走”，这对瓦解敌人的军心，价值太大了。
所以说，刘伯承这步棋，不是心慈手软，更不是是非不分。
他这是在算一笔更大的政治账。
到了审判那会儿，刘伯承对孙殿英说得很透亮：“你这人挺矛盾，一边抗日有点功劳，一边又干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功过相抵，就不杀你了，在号子里好好反省去吧。”
这话听着是宽大处理，其实显的是大格局。
孙殿英这颗脑袋，算是稳稳地保住了。
他在牢里的日子过得还算消停。
在人生的最后那段时光，这个折腾了一辈子的大盗，似乎终于琢磨明白了一些道理。
他经常在牢里感叹：“我这辈子，也算是圆满了。
从土匪混到军阀，从盗墓贼变成汉奸，再到现在成了阶下囚，啥酸甜苦辣都尝遍了。”
说实在的，回头看孙殿英这一辈子，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活在某种“害怕”和“算计”里头。
小时候怕穷，所以上山落草；
壮年时怕被大鱼吃小鱼，所以去挖坟搞军费；
乱世里怕站错队，所以两头下注，既给日本人当狗，又暗地里跟共产党套近乎。
他这一生，都在做选择题。
绝大多数时候，他都选了最利己、最不要脸的那一项。
可讽刺的是，恰恰是他当年为了“留后路”而做的那么一次唯一的“善事”——给抗日队伍送枪——在最后关头救了他一命。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荒唐和公道吧。
假如能重活一回，孙殿英还会去盗墓吗？
八成还是会。
毕竟在他的逻辑里，活着比啥都重要。
但他也用自己的下场证明了一个理儿：人这一辈子，坏事做绝或许能逍遥一阵子，但哪怕做过一件好事，历史也会在某个犄角旮旯给你记上一笔。
刘伯承没杀他，留下的不光是一个活口，更是一种“恩怨分明、无论是谁”的政治信誉。
而孙殿英，这个历史的“活标本”，最终在监狱里走完了他那跌宕起伏、骂名滚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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