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汪东兴等四位高级干部主动请辞，他们后来都是什么结局？|纪登奎

1979年12月27日傍晚，北京被北风裹挟，一辆旧吉普拐进中南海东门，车上坐着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车灯打在古槐的枝桠上，四个人沉默许久，忽然有人轻声说：“是时候让年轻同志顶上来了。”这一句话，像在冰面上划开一道缝，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决定——他们准备在来年主动辞去中央主要职务。

进入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四人正式提出辞呈。纪录里，这件事被简短写作“工作需要，个人请求”，但在会场外，很多同志心里明白，这不仅是岗位交接，更是一次时代转换。有人感慨：三十年风云，终于要翻页了。

汪东兴离开工作台后，搬去西单东绦胡同。四合院窄而深，院墙上常年爬满常青藤。他每天清晨起身挥毫，一幅《沁园春·雪》落款“东兴”。偶遇旧日卫士来访，他总是先问对方住哪、家里可好，随后才闲谈政治。后来，《毛主席身边三十年》一度被出版社出高价，他摆摆手：“写字不是为了挣稿费，也不是为了评功摆好。”院子深处的台球桌，球花碰撞声常在午后响起，邻居孩子趴墙头看，他也不驱赶。2015年8月21日凌晨，百岁寿辰刚过，他静静离世，桌上摊开的仍是半张宣纸。

吴德原本对繁冗会议最有耐心，可辞职后再没踏进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厅。他住进东交民巷老使馆区的灰砖楼，窗外老梧桐铺满落叶。每天，他摊开毛主席诗词默写，再练隶书。1992年检出血液系统疾病，药费陡升，组织上迅速批示恢复国家领导人待遇，他笑着同医师说：“又得国家帮我兜底了。”三年后，82岁的他在家中坐椅上闭目而去，子女遵从遗嘱，小棺、小车、无致辞。中央却照副国级规格安排治丧，送别队伍在东长安街一字排开，老警卫见状红了眼眶。

纪登奎最年轻，辞职那年才五十七岁。他说自己“脚底还痒”，于是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挂了名研究员。每次下乡，总要同技术员挤绿皮车硬座。他能报销六张卧铺，却只领四张，剩下两张“留给真需要的人”。山西、河北、云南、海南——行程册上密密麻麻，像一本移动的县志。1988年7月13日黎明，他在家书桌前突发心梗，茶杯碎在地上仍冒热气。空白稿纸左上角写着“农业合作社新探讨”十个字，之后再无续篇。

陈锡联退下来后把老宅门口的铜牌摘了，理由很简单：“不想让路人指着门说这是将军家。”航空胡同夜里格外安静，他给自己设了三件事：钓鱼、读《毛选》、替老战友改回忆稿。钓竿一甩就是半天，北京周边的密云、官厅、怀柔水库，他都骑吉普自驾探点。1982年次子陈再文在飞行任务中殉职，他拄着拐杖站在灵堂，哑声对前来慰问的首长说：“别光安慰家属，要给飞行员们更好的训练条件。”1999年6月10日清晨，他在睡梦中停止呼吸，年八十四；家人翻出他生前批改的那本《中央军委会议纪要》，每一页都标着红线。

四位老干部的轨迹由此分叉：一位以百岁寿终，一位病弱却低调善终，一位倒在田野调查的途中，一位晚年守着钓具与书卷。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选择退隐海外，也没有在回忆录里喧闹自我，而是把余生过成朴素行当：写字、看书、下乡、钓鱼。或许在他们心里，真正的体面不是掌声，而是把属于自己的篇章写完，然后静静合上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