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北平的柳条刚泛青，中央机关车队一辆接一辆驶进中南海。车后，一匹皮色泛灰的川马默默跟随，警卫员牵着缰绳，走得极慢。街边有人低声议论——“那就是陪着主席走过雪山草地的马。”很少有人想到，它日后会在北京动物园多待十三年，直到1962年才嘶鸣着与世界诀别。
时间往前推十二年。1937年深秋，陕北的夜冷得像铁，小青马蜷伏在窑洞外。那时它刚到延安不久，仍保留草原上的野性，却偏偏对那个时常抚鬃低语的高个汉子格外温顺。贺清华在门口站岗，看见主席拿着马料走出来，轻轻拍拍它的脖子：“累了，歇一歇。”短短一句，却让几名年轻战士红了眼眶——在枪林弹雨里，一匹马得到的关照丝毫不逊于人。
真正的考验来自1947年春。胡宗南大军压境，延安上空战机嗡鸣。夜半转移，吉普车难以通过崎岖山道，主席索性翻身上马。月色苍白，小青马一蹄深一蹄浅，仍稳稳向前。突然，远处探照灯扫来，枪声迸裂。警卫员低呼：“蹲下！”他只来得及在马颈旁拍了拍，那匹川马便自觉窜进侧面沟壑，几步落脚恰到好处，连马背上的卷宗都没颠落。谁都清楚，如果迟半秒，指挥所恐怕就要换位置了。
陕北多沟壑，更多急河。1947年8月五女河暴涨，洪水裹着泥沙扑来。岸上警卫齐声喊：“退！”小青马却似领会了主人的意图，猛地扬头长嘶，溅起大片水花。它凭借对河道的记忆，一连三个腾跃，硬是在褐色激流中开出一条线。上岸那刻，主席抚鬃而笑，声音几不可闻：“好样的。”
这份默契，并非与生俱来。早在井冈山时期，主席挑坐骑就显不同。那时缴获了几十匹军马，骆驼岭前，战士们七嘴八舌劝换高头大马。主席却握住那匹矮小黄马的缰绳，理由简单：“性子好，路感稳。”结果众人又一次见识到判断的准确。后来小黄马因病死在会宁，主席沉默良久，不准剥皮，更不许宰食。“它是战友。”那句话，警卫员记了多年。失去黄马后，工作人员远赴草原选了两匹小个川马。一青一红，贺清华试骑后推荐，主席最终选择了青马，于是才有了日后的传奇。
小青马跟随部队走南闯北，也承担通信任务。延安时期，许多电台零件不足，骑马送信成了必备手段。它每日奔波数十里，夜里回到畜圈仍精神抖擞。饲养员侯登科年逾五十，睡前总要替它擦蹄，揪草拌盐。有人劝他调去警卫连，他摆手：“我这手上的老茧，离不得马。”
1948年夏，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洁眼疾复发，主席派保健医生王鹤滨骑小青马前去。第一次上马，王鹤滨紧张得直冒汗。警卫笑言：“放心，它只怕炮火，不怕人。”途中涉沟，医生抬腿避水，不料马到岸边忽然起跳，“扑通”一声，人进水，药箱漂走。回到延安，他苦笑着说：“它比病人还难治。”不久再出任务，他自信地夹紧双腿却忘记马惯常急停，又被甩出两米。此后，他见到小青马先敬礼再上鞍。
1948年底，侯登科积劳成疾病逝。消息暂被压下。一天傍晚，主席让人去请“老候”，警卫支吾片刻，最终如实相告。屋里沉默，灯芯噼啪爆出火星，随后只听一句：“向老候学，干一行爱一行。”第二天清晨，小青马的槽里多了一把最好的苜蓿，旁边放着旧毛刷——是主席亲手挑的。
北平解放后，硝烟渐散。1950年，中央决定把有军功的马统一送往北京动物园集中饲养，并特批每月60元饲料费：苜蓿、玉米、高粱面一样不少。工作人员悄悄算过，这笔钱足够普通四口之家生活。园方贴出名单，排在第一的便是“小青马（毛泽东）”。游客好奇询问，饲养员自豪地说：“它当年也在战场。”
随岁月推移，青灰色鬃毛渐泛白，腿腱不再利落。1962年初秋，老马卧倒草垫。9月的一天清晨，它挣扎起身，面向紫禁城的方向，连嘶三声，声线低哑却有力。刚好路过的管理员愣住，说那声音像旧日的冲锋号。片刻后，马身缓缓伏地，再未起来。
动物学专家随即赶来，决定保存皮毛与骨骼。两年后，标本运抵延安革命纪念馆，列为一级文物。展橱前，不时有人驻足端详，低声感慨：“这匹马，可是走过长征、爬过雪山、蹚过草地的。”
小青马的一生，跨越了枪火与喧嚣，也见证新国度的黎明。战功被铭刻，名字被写进饲料账本，更被印进无数老兵的回忆。它的故事，连同那三声嘶鸣，至今仍在历史长风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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