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7日夜，北京灯火已歇，东交民巷的灯却还亮着。几小时前的外交酒会上，周恩来把酒杯放在桌沿，语气平静却掷地有声：“以后请客没钱，就用我的工资！”一句话，让在场多位部委负责人心里直打鼓，也让不在场的第一副外长张闻天成为屋里外所有议论的焦点。
话题要追溯到数月前。张闻天注意到来华外宾的接待费用连年攀升，夹道欢迎、华服宴请、礼品成堆，名义上是展现国风，落到账本上却是一串让他皱眉的数字。他在一次内部会上直言不讳：“我们刚翻身没几年，腰包还有窟窿，万不可为了排场把勤俭传统丢了。”当时分管礼宾的姬鹏飞听得连连点头，却迟迟不敢下笔减项。
张闻天对节俭的执念，并非一时兴起。1951年4月，他出任驻苏大使，领到了按当时标准颇为优厚的薪酬——月薪四千卢布。换到莫斯科街头的书店，足够把整面书架搬回宿舍。可他给中央写信，主动要求降低驻外人员级别工资。信送到中南海几天后，批复下达：九级以上，统统降一级。使馆里议论纷纷，有人悄声嘀咕“不合时宜”，他只是笑笑：“大使馆要代表国家，不代表钱包。”
那几年他和刘英把省下的卢布一笔笔记在册，日常开销除了买书订报几乎找不出别的项目。回国那天，12万卢布悉数交到中央特别会计室。接待人员劝他留下生活费，他摇头：“人民给的，人民用。”
1954年底返回北京，他改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离任前，他想带几位同事去列宁格勒看看“阿芙乐尔号”的甲板。条件却摆得冷冰冰——自费。研究室主任何方咬咬牙答应，武官夫人鄢仪贞也报名。抵达后，旅馆房价贵得惊人，鄢仪贞提议三人挤一间，被何方婉拒：“咱们是外交人员，不能像学生旅行团。”张闻天在旁边没吭声，回头却把自己房间的热水瓶送进了鄢仪贞那屋。
正是这次行程，让他更加坚定“礼宾改革”四个字。1957年春节后，他请礼宾司草拟方案：接待阵仗减半，礼品压缩三分之二，欢迎队伍不再拉横幅扎彩门。文稿送审时，周恩来正在出访，再加上礼宾工作本属总理直接领导，陈云只说一句：“等总理回来再议。”
于是便有了3月7日晚的那场酒会。宴席上，姬鹏飞刚提及经费拮据，周恩来便以那句“用我工资”收尾。场面一度凝固。国防部长贺龙拍拍桌子打圆场：“算我一份，大家一起凑！”笑声起，气氛缓和，礼宾改革却被轻按了暂停键。
外界不明就里，只道周总理动了真火。其实两位老战友的分歧更多是方法论。张闻天看重“度”，周恩来看重“势”。建国初，国家的外交舞台刚搭起，礼节排场是初见之礼，也是一种无形的防护网——让初来乍到的外国使节感到体面与重视。张闻天理解其苦衷，却担心开支滚雪球般失控，彼此坚持，各有理据。
此后一年，礼宾改革暂时搁浅，张闻天把精力转向条文细则：宴请人数、菜品份量、车辆随行数目，一项项往下抠。虽然整体规模动不了，但他仍然设法节出不少银子。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也时常在小范围里赞他做事细致。
1958年初，党中央决定让陈毅接任外交部长。酝酿人事调整时，有人提议把张闻天调回理论部门。周恩来却在会议上说：“他心里装着国家账本，留下来好。”一句话定了去留，张闻天继续坐在外交部副部长的席位上，依旧拿着放大镜盯经费。
时间推向七十年代末，改革大门开启，外交礼宾制度几经修订，终与国际惯例接轨。参照的，多是当年那份被压在文件柜里的草案。草案首页上，“勤俭”二字，依旧墨痕清晰。
回首周恩来与张闻天那一番“工资论战”，其实都在为新中国的外交面子与里子划线。面子要挺起，里子也不能漏风，这条绳从1951年一直绷到今日。对那代革命者来说，算盘声和礼炮声从来不该冲突，只需找到合拍的节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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